生產隊小四輪車上裝了半車大隊林場的死樹，瞎雞換從羊圈里挑了倆只當年出生肥綿羊，捆綁后放在車后最顯眼的地方。又把二十只新紅柳籮頭捆綁好，把生產隊最后一壺胡麻油倒出來，放在了車廂。

　　在四輪車坐人的地方，鋪了一尺多厚的麥草，一來人好坐，二來到了工地，廚房當引火柴燒。

　　四喜在學校整理完學生作業，抬頭一看辦公室墻上的鐘表，哎呀一聲。初冬的河套，剛五點，太陽就要落山。

　　這時候，大隊會計揚方跑到辦公室通知全體男老師，放學后不準回家，全部去修路。生產隊的四輪車馬上就到，來學校旁邊的沙窩里拉沙墊道。

　　四喜一抬頭，夕陽西下。

　　夕陽，溫柔的像屋檐下的老奶奶。充滿滄桑的臉上，布滿了皺紋，面額的顴骨上有倆朵紅暈，顯得健康慈祥。

　　晚風兒也不大，就像母親輕輕地招呼著孩子們回家吃飯。

　　四喜知道，不可能回家吃飯了，總排干的事揪扯著千千萬萬個河套人的心。

　　趁生產隊的四輪車還沒有來，四喜吩咐鐘蘭芳老師，去路旁的楊思喜的小賣部里，把麻花和餅子全部買來，吩咐學校工勤戈大爺，趕快燒好開水。

　　蘭芳老師前腳剛走，生產隊的四輪車后腳就到。

　　八個男老師全部上陣，一個四輪車一個老師，和四輪車駕駛員一齊往車上挖沙子。

　　四喜看看手表，一個小時過去了，八輛車全部裝滿沙子。

　　戈大爺把開水送來過來，蘭芳的麻花和餅子也采購齊備。

　　大伙顧不得洗手搽臉，大快朵頤填滿了肚子。

　　出發。

　　八輛四輪車一溜小跑，朝總排干進發。

　　誰也沒有料到，四喜他們的車隊上了大道，公路上全部是突突突突的四輪車，一個個像脫韁的野馬，灑脫地奔馳。

　　車上坐的全部是學校的老師，供銷社售貨員，大隊會計，赤腳醫生，村社獸醫，衛生院大夫和護士，人民公社的“八大員”一個不漏，全部上陣。

　　人們見了面互相打著招呼，說笑著。

　　四喜坐的四輪車師傅叫孟大貴，車開得好，猛踩油門，一連超過了好幾輛。在幾個隨行著的口中，四喜才知道，去修喇嘛灘的道路。

　　說起喇嘛灘，過去叫張富貴疙旦，是有名的糧倉。全部是肥的流油的沙蓋樓土地，一尺多厚的沙子下面，是挖不透的紅泥土，都是成畝過石。有一句順口溜：“張富貴疙旦安了家，洋錢票票管夠花。”

　　千里黃河，唯富一套。富河套，全憑黃河水。

　　就是這黃河水，成也是它，敗也是它。

　　這是國家水利部門協同內蒙古水利部門的專家得出論證：

　　“河套地區，渠道縱橫、水量豐富，必然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一種想咋用就咋用，想什么時候用就什么時候用的惡習，更有“水從門前過，不淌意不過”，該淌則淌，不該淌也淌，所以用水的方式及用水量毫無節制。

　　幾十年過去了，后套人增加了、耕地面積增加了、用水量增加了，但卻在這種辛勤耕種中無意識的狀態下，后套大地患上了一個怪病——水鼓病。人們十分無奈的看著以前肥沃的土地一天天變成了白堿灘、黑堿灘。

　　特別是開春季節，許多村莊的道路翻漿后，人車無法正常行走，而更要命的是糧食產量逐年下降，本來是一個養人之地，現在連吃飯都成了問題，后套已逐步淪為貧困而又無奈的尷尬境地。

　　不適時宜的引進種植水稻，更使水份在土壤中形成了巨大的惡性循環，而肥沃的后套土壤也在這種惡性循環中一天天的被鹽堿代替，后套地區已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水患鹽堿之地了。”

　　這張富貴疙旦就是得了這種病，寸草不長，糧倉倉變成了喇嘛灘。更多的蛤蟆灣，王八洞相繼在河套地區出現。

　　大量村民無法居住，有的搬遷外地，有的安排在其它生產隊。

　　去總排干，非得通過喇嘛灘，過去的路已經翻漿，不能夠通過。

　　消滅水患，迫在眉睫。

　　盟委書記李貴提出：“李貴不死，挖渠不止。”

　　當來到修路的地方，已經半夜，早已畫好的各個生產隊的段面白線，在月光下格外顯眼。每一個生產隊二十米，天一亮，必須完工，是死命令。

　　數不清的小四輪站好自己的位置，往白線里傾倒沙土。

　　把沙土攤平，形成路的雛形，從倆邊再往上面挖土。

　　人們誰也不多說話，個個揮汗如雨。

　　天剛朦朦亮，遠處傳來了鐵牛55鏈軌車，碾壓新路。

　　一個晚上，十里路完全修好。

　　只有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才能夠創造那個奇跡。

　　四喜和他們的同事們，都像一灘泥癱瘓在小四輪車上，一個個都無法欣賞早晨的美景，老師們還要按時上課，不能夠耽誤了娃娃們的學習。

　　其它工作人員，也要照常上班。

　　四喜知道，一個人要有責任心。不僅要對自己，對家人，更要對社會，對國家負責。在國家和人民最需要的時候，苦點累點算算什么呢？

　　想到這里，連飯也沒有顧上吃，就來到學校上課。

　　新的一天，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