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村，地處渭北高原，叫米家村。村里的人都姓米，除了娶回的媳婦們。

　　村子不大，文人不少，多是些教書先生，村里人稱他們“米先生”。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陜西農村，鄉里人所說的“先生”特指教師。這或許與陜西的古老有關，比如：學校在這里被說成 “書房”，“你娃呢？”“去書房了！”這樣的對話常縈耳畔，且嗓門很大，生怕別人不知道他家的娃娃上學了。算得上是一種炫耀吧，炫耀自家出了讀書人。

　　那時候，鄉里人的文化水平低，其中大字不識的文盲也不乏少數。平日里，寫個書信、電報或訴狀什么的，常有賴于這些教書的先生們，就連鄉里、縣里有什么農業科技培訓，都首先選派這些有文化的先生們去學習，然后，再回來向鄉大伙兒傳授，故而“米先生”這一稱謂，在那個年月是有尊稱意味的！

　　這些先生們多是民辦教師，早年從乾縣師范畢業或在那里受過培訓，之后才回農村教書的。舊年月，農村學校條件差、設施落后是毋容置疑的，因而在鄉下教書需要一種能吃苦的精神。七零八落的學校散落在黃土高原上，近的三五里，遠的七八里，能留在自己村里教書自然好，可村里的學校小，上學的娃娃少，這樣的機會也就極少。

　　記得我上學的時候，村里的小學總共只有35個娃，還分四個年級，僅有兩位先生，其中一位還兼著校長。上課時，教我的這位先生一會兒教語文，一會兒教數學，一會兒教歷史，一會兒又教地理，至今令我敬佩不已。

　　若是在外鄉教書，又沒有條件住校，就只得凌晨褲管掃著露水去，臨夜再披星戴月地趕回來。那個年代的鄉村學校基本沒有灶，先生們在哪個村教書，就在哪個村挨家挨戶地吃派飯。飯的口味合不合口，都得往下咽，否則只有餓肚子了。在窮鄉僻壤教書的他們比起普通農民來，其優越感除了有文化以外，還多出一份長期拖欠的微薄工資。一年里，從年頭盼到年尾，好容易熬到了發工資的時日，興沖沖地趕七八里山路去領，末了，卻常常垂頭喪氣地捏著一紙白條蔫回來，如同被霜殺了一般。

　　這些先生們有共同的家訓——耕讀傳家。也就是說他們的身份是雙重的，既是農民，也是教師，更為確切地說，是有文化的農民，是一群平凡的勞動者!放下鋤把子，撿起筆桿子，窮盡一生在鄉里教書育人，像靜寂的土地一樣默默地奉獻著。

　　提起村里的這些先生，我倍感親切！因為我也是他們教出來的。他們既是我的長輩鄉黨，也是我的恩師，我感恩這些村里的先生們！

　　追憶中，他們喜歡坐在一起評點村里的娃娃們，旨在物色那些將來能夠成才成器的“好苗子”。因為家里窮，父輩們就時常前去找先生們拜問，想知道自家的娃娃到底能不能成才？如若答話是否定的，就早早地讓娃娃輟學回家，好節下錢來度日子。當掃盲的標語寫滿大街小巷時，先生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深感任重而道遠，故而先生們的答話通常都是肯定的。記得我的父親就曾前去拜問過，這位米先生如是說：喜望這娃沒嘛嗒！（陜西方言，一定行。）父親回家后滿臉喜色，砸鍋賣鐵的決心都有了。

　　夢牽魂繞，我又回到了童年時讀書的景象：入學的第一課都念“a、o、e”，白生生的三個拼音字母清晰地書寫在黑板上，教我的米先生用一根木棍指著黑板領讀，我們一群小腦袋左搖右晃地跟著念，幼小的心思早已鉆出屋頂的縫隙，飛上了蔚藍的天空。先生一遍又一遍地教，我們一遍又一遍地讀，個個口干舌燥。年齡大一些的會偷懶，只將嘴巴張得渾圓，卻不出聲。但這一切都逃不出先生的法眼，他能將粉筆頭不偏不斜的擲在我們的鼻尖上。記得那粉筆頭也曾光顧我的鼻尖，只見先生用嚴厲的目光盯著我走過來，驚慌中，我連忙扯開嗓子讀……也許是我知錯后的認真勁兒打動了先生，他并沒有揪我的耳朵，只在我身旁停留了片刻，便從教室后面繞回講臺。之后，先生再看我時，我的目光就會迅疾地逃離到黑板上，一聲高過一聲地讀……簡陋而狹小的教室里讀聲朗朗。

　　不多久，下課時間到了。校園里，柳樹上的那塊銹跡斑斑的生鐵被敲得“當…當…”作響。他在前面走，我畏畏縮縮地在后面跟著。到了辦公室，他的眼睛隱在茶色鏡片后面，我看不出他有多么恨鐵不成鋼，只是感到了幾倍于父親的威嚴。他將一根沒有抽完的“工”字牌雪茄在桌腿上熄滅，沖我擺了擺手，示意我近前一步。我緊張得幾乎要尿褲子了。

　　始料未及的是他并沒有像傳說中那樣訓斥我，只是用他碩大的手輕撫著我的腦殼，然后，從口一本泛黃的舊書里取出一個紙片，用溫和的口吻教我：

　　人生在世要有志氣，念！

　　讀書識字多長見識，念！

　　能寫會算是件好事，念！

　　大事小情提筆就記，念！

　　知今知古知天知地，念！

　　先生教我時，口齒間飄來淡淡的煙草的芬芳，與父親身上的一樣親切。按先生的要求，我將這段文字背口訣似的爛熟于心，雖并未徹底領悟，卻不敢背錯半個字。

　　十多年后，正如先生所言，我真就考上了大學。因為家里窮，先生建議我報考師范專業。

　　而今，我也成了一位教師，在省城的一所中學里教書。每當踏上講臺時，總會憶起曾經教我的先生們，心里滿是深深的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