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初春，豫鄂挺進縱隊已發展到五個團隊和三個總隊。為了牽制日寇西進，配合正面戰場作戰，縱隊主力和司、政兩部進駐了白兆山和大山頭一帶。為了戰爭的需要，野戰醫院也建立起來了，政委李曉白，院長粟秀貞，我是醫務主任。當時日寇封鎖嚴密，“掃蕩”頻繁，戰地缺醫少藥，困難重重。除了就地取材，加工自制和穿越敵人封鎖線設法購買外，我們還大膽地作國際統戰工作，求援了一大批急需的藥品和器械。

【抓住時機】

　　初春時節，美國進步女記者艾格妮絲·史沬特萊到我鄂豫邊區新四軍戰地參觀采訪。臘月二十五日，來到了駐扎在京山八字門的五戰區國防前線的我縱隊司令部。次日，深入到我們設在來子灣的戰地醫院，參觀了診斷室、手術室、病房……。陪同她來的中國翻譯安娥，不斷地在史沫特萊和李政委、粟院長之間，用兩國語言進行翻譯。史沫特萊看到了我們用民房設置的病房，用木板搭成的病床，用白土布縫成的用于手術的帳蓬，用竹蒸籠代替的高壓消毒鍋，和自采的草藥，自制的脫脂棉，自制的繃帶；也看到我們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中，醫務人員競兢業業的服務態度，工作人員和休養人員之間深厚的階級感情，她驚奇地說：“想不到在這個山溝里還有這樣一座醫院，你們的條件困難，設備簡單，但是精神振奮，工作先進，中國人民了不起！”

　　當栗院長陪同史沬特萊休息的時候，李政委把我叫到一邊說：“李司令員說，這史沫特萊來采訪，看了我們的很多單位，對我們的工作很贊揚，是個進步的美國記者。我們要抓住這個有利機會，通過她，使我們的醫院得到國際方面的一些支援。”

　　這時，我想起一九三九年陳賡司令員在華北掛彩后，住上海秘密養傷，想見魯迅先生。史沫特萊就在日本駐滬司令部對門，以請客的形式，幫助陳賡魯迅會了面。她是同情中國革命的。

　　“但是，她是一個記者，怎樣支援我們的醫務工作呢？”我又感到有些不解地問。

　　“她現在來漢口搞國際醫療工作，她和美國駐漢領事館領事戴維司是朋友，可以通過她的關系再去找戴維司。”李政委接著說：“今晚上，我們打算為史沫特萊開—個歡迎會，你要立即作好兩個準備：第一，寫一份需要支援的藥品和醫療器械的計劃；第二，在今天晚上的歡迎會上用英語致歡迎辭。”

　　我想，第一點我可以立即動手，第二點有沒有必要呢？于是我說：“政委和院長講就行了，我用不著發言吧。”

　　“你用英語致辭有特殊的意義。”李政委很鄭重地說。我想了又想，是不是用英語致詞，好讓史沫特萊知道，在我們的山溝里不僅有這樣一座醫院，而且醫院里還有懂外語的醫生呢！這也許就是李政委所說的“特殊意義”吧！于是，我不好再次推諉，把兩項任務欣然接受了。

　　晚上，在一間民房堂屋布置的會議室里，幾盞煤油燈亮晶晶的，歡迎會開的隆重而又活潑。史沫特萊聽著李政委、栗院長介紹工作式的發言和我熱情洋溢的英語致詞，不斷地點頭微笑。最后，她致了答詞，稱贊我們在艱苦的環境下堅持抗日，稱贊我們的醫院辦得不錯，表示愿意設法幫助我們解決當前存在的困難。

　　晚會是簡短的，然而這次會議的意義卻是深遠的。

【特殊任務】

　　第二天，李政委送客人去司令部回來，又找到我說：“史沫特萊給美國駐漢口領事戴維司寫了一封信，要求他幫助我們解決一些急需要藥品，我們決定由你去美國領事館聯系，今天就出發。”

　　“我去行嗎？”我感到愕然。

　　“這是李司令的意見。”李政委接著說：“史沬特萊的信另派專人送到漢口，你化裝出發更安全些。”

　　“危險我不怕，就怕我去完不成任務。”我把思想顧慮說了出來。

　　“李司令員認為你去很合適，你可以先到他那兒去一趟，看他還有什么指示。”李政委繼續動員我。

　　我心里還是感到不安，立即跑到司令部去。見到了李司令，我就說：“李政委說，你安排我到美國領事館去，這樣的任務，我去能完成嗎？”

　　李司令說：“你來得正好，正想找你談談。”順手遞給我一杯茶后接著說：“你是民主人士，又是醫生，又懂得英語，我們去是要求幫助解決缺醫少藥的問題，所以我們研究決定你去。你去以后，主要宣傳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講講抗戰的形勢和我們的決心，也談談當前的一些困難。史沫特萊的信派小江提前送到你住在漢口的內弟家中，你內弟不是在漢口搞郵政工作嗎？通過他與戴維司取得聯系。年內時間太緊，今天已經是臘月二十七了，得馬上出發，首先到陶政委（陶鑄同志）那兒路過一下，看他還有什么意見。”

　　我想，領導既然考慮得這么周到，那就用不著猶豫了。我立即冒著呼嘯的北風和紛飛的雪花，騎上戰馬，奔向了陶政委的駐地辛家榨附近的張家山。

　　我下馬后，抖了抖身上的雪花，走進了陶政委的辦公室。

　　他立即問道：“下這么大的雪，你怎么來了？快來，烤烤火。”同時，招呼通訊員往爐子里加一些木炭。

　　我坐在火爐的對面，把李司令的安排匯報了一番。最后，我加了一句：“就怕我去完成不了任務！”

　　陶政委聽完后說：“好呀！這是一項特殊任務，為了團結更多的抗日力量，大膽去吧，也和美國進步人士搞統戰嘛。毛主席在抗戰開始時說過，我們要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的條件下，爭取國際力量的援助。你去講講我們地區抗日十人團發展的情況，講講人民組織起來的變化情況，也可以講一講當前的困難，比如缺醫少藥啦，要求他們給予一些支援。講話要理直氣壯，不卑不亢，你看行嗎？”

　　我的思想顧慮，經李司令和陶政委的先后啟發，徹底消除了。我立即象戰士接受命令一樣地答道：“好，馬上出發，堅決完成任務！”

　　“今天不早了，明天大早動身。”陶政委看了看窗外黃昏的飛雪說。

　　政委陪著我吃了晚飯，還特地炒了雞蛋為我餞行。因為再往前走，就全是敵占區，所以陶政委把走的路線，沿途注意的問題和到達美國領事館以后的活動都一一作了交待。然后，催我早點休息。我躺在床上，閉上眼睛，想早點入睡，可是，腦海里思緒翻騰，怎么也睡不著。

　　首長交待的特殊任務，我作為一個醫生，現在要去搞外交，確實有點特殊啊，我能不辜負首長的期望嗎？

　　搞國際方面的活動，這還是大姑娘上轎頭一回哩，怎樣和戴維司打交道呢？他會答應我們的要求嗎？

　　沿途通過敵占區，怎樣應付敵人的盤查，盡早到達漢口呢？

　　參加革命時，程超明同志給我送來化名李任陶（系李先、任質斌、陶鑄）三同志的信，不是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嗎？現在，挺身前往，爭取外援，不就是我的神圣職責嗎？

　　想著，想著，一股暖流充滿全身，不知過了多久，才朦朧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