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典型的秋天的早晨。急風呼號，枯葉橫飛，殘枝遍地,天色也不復夏日的明艷。走在路上，除了感受到寒意的侵凌，你還不禁會感慨四季的步伐是如此之快，秋天來勢洶洶，令人措手不及。

　　隨著氣溫的下降，秋天里人的心緒也變得低沉。自小讀過的詩文告訴我們，秋天是果實成熟的季節，卻也是讓人容易感到失落的季節。人的情緒逢秋而易生感傷，這個傾向已經在漢字“愁”上留下了不滅的烙印。人在色彩斑斕豐如盛宴的金秋時節，竟然容易生發出悲涼之意，或許是被剛烈的夏日耗盡了陽氣而只剩下渾身的疲倦無力吧。

　　都說詩人敏感而多愁。秋色蒼涼，無數詩人在秋天觸景生情，愁情益甚，詩性大發，盡釋愁懷。在詩人的筆下，秋天里山寒水冷，花枯葉落，無物不著悲意，物悲更引人愁。其實這正是詩人情感體驗豐富而深刻的表現。詩人多情，又往往移情于物，將自己主觀的情緒體驗賦予自然之草木山川，從而營造出一種“有我之境”。王國維評說：“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我喜則萬物皆喜，我悲則萬物生悲，萬物與我同悲喜。生活中的普通人，但凡還有正常的感覺，都或多或少會擁有這般詩意。就連五大三粗的刺客荊軻，也會悲愴地唱出“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千古悲歌。如果把眼界放得更遠些，也不難理解，凡常人都有理由生發出這般詩意，因為一貫以來，人類都視自己的物種為“萬物之靈”，并常常不自覺地“推己及物”。

　　這基于“人類中心主義”的移情能力當然也有高下之分，所以才有了燦若星辰的詩壇明珠在歷史的天空熠熠生輝。當年生活在開元盛世末年的詩圣杜甫，心懷民生，一世憂憤，拖著病體帶著家小輾轉多地，幾近暮年仍飄零無著，眼看秋來嚴霜相逼，目睹凄愴秋景，聯想自己浮生，一定是悲從中來，才寫下了“無邊落木蕭蕭下，不見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的悲涼之詞。宋玉雖有才華滿腹，卻遭小人排擠，不合于世，只能屈居楚庭，在極端的失意和彷惶中寫就了《九歌?湘夫人》，在兩千多年后的今天，后人猶能聽到他失意地憤懣疾呼“悲哉秋之為氣！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栗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蕭瑟。”

　　當然，既有“有我之境”，就有“無我之境”。所謂無我之境，完全摒棄了主觀之我的存在，而“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用今天流行的話語來說，就是拋棄了物與我的二元對立，完全以物寫物。這近乎禪宗所說的拋棄“分別心”。拋棄分別心，就是要是要承認人與萬物皆為平等無差。禪宗講，萬物（包括人在內）異于相（皮相，外表）而同于性（本性，本質）。悠悠白云心，隨風飄自去，如清風白云般清閑自在，無疑是禪的體驗和受用，是佛性的獲得。能夠修到此種境界的詩人，自然當推寫出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和“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王摩詰了。而王勃在《滕王閣?序》中留下的那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也成為無我之境的千古絕唱，永遠為世人展示著那幅天然和諧的畫面，滿足世人對那種怡然寧靜的心境的追求。

　　無論是有我之境，還是無我之境，能夠牽動人心的感懷都流露了真性情，沒有矯飾，也不故作呻吟；也正因為是真性情，所以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歸宿：后一種可以修身養性甚至頤養天年；而前一種往往使詩人悲情過甚而積郁成疾乃至郁郁而終。君不見杜甫在天命之年病死客船，屈子不足古稀而抱恨投江，宋玉雖然活到了古稀之年，卻與失意相伴一生。

　　人生的境界卻還不止于此二者。前些天讀莊子，讀到莊子借孔夫子的口如是說：“死生、存亡、窮達、富貴、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兌。使日月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四時于心者也。”看到這句，我不禁為之撫掌驚嘆：好一個生四時于心！春秋寒暑之移，生死存亡之命，富貴窮達之運，無不是道的運作，非凡人所能掌控。人生際遇，如光陰之流轉，四時之輪換，逆則多舜，順則安然。

　　春有百花之艷，夏有碧樹之蔭，秋有碩果之累，冬有萬物藏含。周而復始，物極必反。心有四時，則處變安然，榮辱不驚，迎來送往，從容不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