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是韓小蕙小姐出的，所以名之曰“賦得”。但文章是我心甘情愿作的，所以不是八股。

　　我為什么心甘情愿作這樣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題目出得好，不但實獲我心，而且先獲我心：我早就想寫這樣一篇東西了。

　　我己經到了望九之年。在過去的七八十年中，從鄉下到城里；從國內到國外；從小學、中學、大學到洋研究院；從“志于學”到超過“從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既經過“山重水復疑無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悅與憂傷并駕，失望與希望齊飛，我的經歷可謂多矣。要講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選其中最深切、最真實、最難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為它片刻也沒有離開過我的心。

　　我這永久的悔就是：不該離開故鄉，離開母親。

　　我出生在魯西北一個極端貧困的村莊里。我們家是貧中之貧，真可以說是貧無立錐之地。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熱的“老佛爺”，被她視為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后快。她手下的小嘍羅們曾兩次竄到我的故鄉，處心積慮地把我“打”成地主，他們那種狗仗人勢窮兇極惡的教師爺架子，并沒有能嚇倒我的鄉親。我小時候的一位伙伴指著他們的鼻子，大聲說：“如果讓整個官莊來訴苦的話，季羨林家是第一家！”

　　這一句話并沒有夸大，他說的是實情。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親等三個兄弟，孤苦伶仃，無依無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我父親和九叔餓得沒有辦法，只好到別人家的棗林里去撿落到地上的干棗充饑。這當然不是長久之計。最后兄弟倆被逼背井離鄉，盲流到濟南去謀生。此時他倆也不過十幾二十歲。在舉目無親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經過千辛萬苦，九叔在濟南落住了腳。于是我父親就回到了故鄉，說是農民，但又無田可耕。又必然是經過千辛萬苦，九叔從濟南有時寄點錢回家，父親賴以生活。不知怎么一來，竟然尋（讀若xin）上了媳婦，她就是我的母親。母親的娘家姓趙，門當戶對，她家窮得同我們家差不多，否則也決不會結親。她家里飯都吃不上，哪里有錢、有閑上學。所以我母親一個字也不識，活了一輩子，連個名字都沒有。她家是在另一個莊上，離我們莊五里路。這個五里路就是我母親畢生所走的最長的距離。

　　北京大學那一位“老佛爺”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里，就有這樣一位母親。

　　后來我聽說，我們家確實也“闊”過一陣。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東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角錢，買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災獎券，中了獎。兄弟倆商量，要“富貴而歸故鄉”，回家揚一下眉，吐一下氣。于是把錢運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鄉里的事由父親一手張羅，他用荒唐離奇的價錢，買了磚瓦，蓋了房子。又用荒唐離奇的價錢，置了一塊帶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時興會淋漓，真正揚眉吐氣了。可惜好景不長，我父親又用荒唐離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樣，豁達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轉瞬間，蓋成的瓦房又拆了賣磚、賣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變了主人。全家又回歸到原來的情況。我就是在這個時候，在這樣的情況下降生到人間來的。

　　母親當然親身經歷了這個巨大的變化。可惜，當我同母親住在一起的時候，我只有幾歲，告訴我，我也不懂。所以，我們家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曇花一現，我到現在也不完全明白。這謎恐怕要成為永恒的謎了。

　　不管怎樣，我們家又恢復到從前那種窮困的情況。后來聽人說，我們家那時只有半畝多地。這半畝多地是怎么來的，我也不清楚。一家三口人就靠這半畝多地生活。城里的九叔當然還會給點接濟，然而像中湖北水災獎那樣的事兒，一輩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九叔沒有多少錢接濟他的哥哥了。

　　家里日子是怎樣過的，我年齡太小，說不清楚。反正吃得極壞，這個我是懂得的。按照當時的標準，吃“白的”（指麥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餅子，最次是吃紅高粱餅子，顏色*是紅的，像豬肝一樣。“白的”與我們家無緣。“黃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餅子顏色*都是黃的）與我們緣分也不大。終日為伍者只有“紅的”。這“紅的”又苦又澀，真是難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餓，我真有點談“紅”色*變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辦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個舉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們這一支是有錢有地的。雖然舉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親孫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鐘愛都傾注到我身上來。她是整個官莊能夠吃“白的”的僅有的幾個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給我留出半個或者四分之一個白面饃饃來。我每天早晨一睜眼，立即跳下炕來向村里跑，我們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聲：“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縮回到肥大的袖子，從口袋里掏出一小塊饃饃，遞給我，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時刻。

　　此外，我也偶爾能夠吃一點“白的”，這是我自己用勞動換來的。一到夏天麥收季節，我們家根本沒有什么麥子可收。對門住的寧家大嬸子和大姑——她們家也窮得夠嗆——就帶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麥子”。所謂“拾麥子”就是別家的長工割過麥子，總還會剩下那么一點點麥穗，這些都是不值得一撿的，我們這些窮人就來“拾”。因為剩下的決不會多，我們拾上半天，也不過拾半籃子，然而對我們來說，這己經是如獲至寶了。一定是大嬸和大姑對我特別照顧，以一個四五歲、五六歲的孩子，拾上一個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麥粒。這些都是母親親手搓出來的。為了對我加以獎勵，麥季過后，母親便把麥子磨成面，蒸成饃饃，或貼成白面餅子，讓我解饞。我于是就大快朵頤了。

　　記得有一年，我拾麥子的成績也許是有點“超常”。到了中秋節——農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親不知從哪里弄了點月餅，給我掰了一塊，我就蹲在一塊石頭旁邊，大吃起來。在當時，對我來說，月餅可真是神奇的東西，龍肝鳳髓也難以比得上的，我難得吃一次。我當時并沒有注意，母親是否也在吃。現在回想起來，她根本一口也沒有吃。不但是月餅，連其他“白的”，母親從來都沒有嘗過，都留給我吃了。她大概是畢生就與紅色*的高粱餅子為伍。到了歉年，連這個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