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別位，以我自己說，思想是比習慣容易變動的。每讀一本書，聽一套議論，甚至看一回電影，都能使我的腦子轉一下。腦子的轉法像是螺絲釘，雖然是轉，卻也往前進。所以，每轉一回，思想不僅變動，而且多少有點進步。記得小的時候，有一陣子很想當“黃天霸”。每逢四顧無人，便掏出瓦塊或碎磚，回頭輕喊：看鏢！有一天，把醋瓶也這樣出了手，幾乎挨了頓打。這是聽《五女七貞》的結果。及至后來讀了托爾斯泰等人的作品，就是看楊小樓扮演的“黃天霸”，也不會再扔醋瓶了。你看，這不僅是思想老在變動，而好歹的還高了一二分呢。

　　習慣可不能這樣。拿吸煙說吧，讀什么，看什么，聽什么，都吸著煙。圖書館里不準吸煙，干脆就不去。書里告訴我，吸煙有害，于是想戒煙，可是想完了，照樣的點上一支。醫院里陳列著“煙肺”也看見過，頗覺恐慌，我也是有肺動物啊！這點嗜好都去不掉，連肺也對不起呀，怎能成為英雄呢？！思想很高偉了；及至吃過飯，高偉的思想又隨著藍煙上了天。有的時候確是堅決，半天兒不動些小白紙卷，而且自號為理智的人——對面是習慣的人。后來也不是怎么一股勁，連吸三支，合著并未吃虧。肺也許又黑了許多，可是心還跳著，大概一時還不至于死，這很足自一慰。什么都這樣。按說一個自居“摩登”的人，總該常常攜著夫人在街上走走了。我也這么想過，可是做不到。大家一看，我就毛咕，“你慢慢走著，咱們家里見吧！”把夫人落在后邊，我自己邁開了大步。什么“尖頭曼”“方頭曼”的，不管這一套。雖然這么說，到底覺得差一點。從此再不去雙雙走街。

　　明知電影比京戲文明些，明知京戲的鑼鼓專會供給頭疼，可是嘉寶或紅發女郎總勝不過楊小樓去。鑼鼓使人頭疼得舒服，仿佛是。同樣，冰激凌，咖啡，青島洗海澡，美國桔子，都使我搖頭。酸梅湯，香片茶，裕德池，肥城桃，老有種知己的好感。這與提倡國貨無關，而是自幼兒養成的習慣。年紀雖然不大，可是我的幼年還趕上了野蠻時代。那時候連皇上都不坐汽車，可想見那是多么野蠻了。

　　跳舞是多么文明的事呢，我也沒份兒。人家印度青年與日本青年，在巴黎或倫敦看見跳舞，都講究饞得咽唾沫。有一次，在艾丁堡，跳舞場拒絕印度學生進去，有幾位差點上了吊。還有一次在海船上舉行跳舞會，一個日本青年氣得直哭，因為沒人招呼他去跳。有人管這種好熱鬧叫作猴子的摹仿，我倒并不這么想。在我的腦子里，我看這并不成什么問題，跳不能叫印度登時獨立，也不能叫日本滅亡。不跳呢，更不會就怎樣了不得。可是我不跳。一個人吃飽了沒事，獨自跳跳，還倒怪好。叫我和位女郎來回的拉扯，無論說什么也來不及。看著就不順眼，不用說真去跳了。這和吃冰激凌一樣，我沒有這個胃口。舌頭一涼，馬上聯想到瀉肚，其實心里準知道并沒危險。

　　還有吃西餐呢。干凈，有一定的分量，好消化，這些我全知道。不過吃完西餐要不補充上一碗餛飩兩個燒餅，總覺得怪委屈的。吃了帶血的牛肉，喝涼水，我一定跑肚。想像的作用。這就沒有辦法了，想像真會叫肚子山響！

　　對于朋友，我永遠愛交老粗兒。長發的詩人，洋裝的女郎，打微高爾夫的男性女性，咬言咂字的學者，滿跟我沒緣。看不慣。老粗兒的言談舉止是咱自幼聽慣看慣的。一看見長發詩人，我老是要告訴他先去理發；即使我十二分佩服他的詩才，他那些長發使我堵的慌。家兄永遠到“推剃兩從便”的地方去“剃”，亮堂堂的很悅目。女子也剪發，在理論上我極同意，可是看著別扭。問我女子該梳什么“頭”，我也答不出，我總以為女性應留著頭發。我的母親，我的大姐，不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么？她們都沒剪發。

　　行難知易，有如是者。

　　（載一九三四年九月五日《人間世》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