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剛上小學的我，跟隨父母親到縣城里去第一次看電影，在電影院入口處，被人群擠散了，父母親已經進去，而我卻被擋在了門外，直到電影散場，父母出來見到了我，還痛罵了我一場。我當時覺得特別委屈，心想，你們不出來接我進去，讓我在門口等了將近兩個小時，沒看上電影就夠難受的了，還挨你們的罵！

　　后來，我父親工作的林場，總場有放映隊，隔三岔五到各個分場放映，我才算是真真地看上了電影，雖然是露天放映，卻也不影響精神享受。

　　那時間，對于電影有這樣的順口溜：中國的新聞簡報，越南的飛機大炮，朝鮮的哭哭笑笑，阿爾巴尼亞的莫名其妙。國產故事片大都遭禁，除了百演不衰的“三戰”（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之外，新聞簡報成了主要的影片。國外的就是這三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故事片了。朝鮮的《賣花姑娘》、《金姬和銀姬的命運》、《鮮花盛開的村莊》等，賣座率都很高。

　　曾有一度，除了八個樣板戲，就只放映《地道戰》、《地雷戰》和《南征北戰》。這三部故事影片，我小時侯到底看了多少遍，實在記不清了。憑心而論，這三部影片還算是革命戰爭題材中比較優秀的影片，前兩戰反映了抗日戰爭時期我國軍民發明和使用的特殊戰爭手段，后一戰反映了解放戰爭時期華東野戰軍的戰斗片段。如今回想當年的這三部電影，雖然覺得情節簡單，且都是老一套的勝利結局，但它們的歷史功績不可沒。它們在高喊百花齊放實際上卻是一花獨放的時代，發揮了極大的文化娛樂作用，在腸胃和精神雙重饑餓的情況下，如同能夠勉強充饑的野菜糊糊一樣，成了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糧。

　　有一次，一個同學說，他得到了一個確切的消息，離我們住地十五華里的一個村莊晚上要放電影，是戰斗故事片，名字叫“紅旗梁”。我們好多同學便相約了，步行前去觀看。放映時，出現的片名是《紅旗渠》，是紀錄片，內容反映的是河南人民修筑紅旗渠的英雄壯舉。我們想這是加演，戰斗故事片一定在后面?？墒?，紀錄片放完了，直到放電影的收攤了，我們才很不甘心地離去。一來一往，三十里路，覺得跑得太冤枉，大家就異口同聲地罵那個謊傳消息的同學，說他不識字，把“渠”說成“梁”，還說是戰斗故事片！

　　后來，我到農村插隊鍛煉，山下的白龍江林業管理局有電影院，每張電影票一角五分錢，但由于囊中羞澀，卻也很少光顧。一次，大隊款待知青看電影，給每一個知青發一張電影票，卻唯獨將我的漏發了，使得我對大隊支書記恨了好長時間，心里老大的不舒服！

　　有一次，林管局電影院上演“內部影片”，其實就是一部外國影片，記錄火山爆發情景的，沒有什么政治意義。我覺得很神秘，就用墨水瓶蓋沾上紅墨水，蓋在紙上，偽造了一張電影票，竟然有幾分相似，混進了電影院。好在，沒座位的人很多，就站在人群里，懷著忐忑的心，看了一場所謂的“內部電影”，高興了好長時間。

　　1977年，我寫的一個劇本獲了獎，到蘭州去參加省上舉辦的劇本研討會，這是我第一次去省城，住在省藝校，會議安排每晚招待我們看“內部電影”，有印度的《兩畝地》，前蘇聯的《欽差大臣》，國內的越劇《紅樓夢》、《青春之歌》等，那時候還沒有解禁，故而說是“內部電影”，僅供我們參考。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一些優秀影片，覺得很過癮、很愜意！

　　后來，“文革”前的許多影片解禁了，而那時候我也參加工作好幾年了，有了經濟收入，進入了我看電影的高峰期。記得放映《劉三姐》，我看了三場；同事中有一個比我小兩歲的，演了十二場，他也看了十二場。有個搞文學的朋友問我：“不知道演劉三姐的黃婉秋后來嫁給了誰？”我打趣他：“嫁給了那個演莫管家的人。”他竟然用惡言罵我，惹得我大笑。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弟弟當了他們單位的放映員，我每次回家，都要跟著母親、妹妹們，帶著板凳，步行三華里路，去弟弟單位的大院里，去看他放映的露天電影，樂此不疲。

　　九十年代初期，我任地區文化處藝術科長，管著劇團和電影公司，卻對看電影失去了興趣，除了上面下文，專門組織觀看的政治任務性的不得不看的影片之外，就再也不光顧電影院了。后來電影公司撤銷，改為看錄像、看大投影，我就更不去觀看了。再后來，我就與電影幾乎絕緣了，直到現在，被炒作得神乎其神的電影，兒子、兒媳婦花數百元都要看的，邀我去看，我都一概拒絕。

　　回想青少年時期，與現時的我，簡直是兩個極端，由癡迷看電影，到拒絕看電影，不知道是什么意識在作怪？我想，電影的愈來愈不景氣，與失去了我這樣曾經為之癡迷的觀眾，大概有很大的關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