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醫學中的勸學觀念，源頭可追溯至先秦時期。古代醫者對“學”的重視，往往與“道”密切相關，主張在學習醫學原理的同時，踐行道德政治理念。師者勸勉學醫者的一個重點就是學習方法，包括博觀約取、諷誦記憶、學以致用等。古代醫學中的勸學思想，是基于傳統文化背景的一處獨特景觀，其成因可從儒家傳統的皴染、醫學經典文本的傳授策略等尋找啟示。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古代中國的環境法學研究影響性因素實證分析

　　“勸學”一詞，古已有之。《四庫全書總目》評介荀子的著作云：“況之著書，主于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1]。”從詞的構成方式來說，“勸學”是合成詞，“勸”指勸說，勉勵，“學”指學習，合在一起，表示勸勉他人學習之意。中國古代醫學勸勉學醫者重視學問，往往目標是指向“醫道”，在行醫活動中踐行士人的道德修養、政治理想。

1、中國古代醫學勸學的現象及特點。

　　中國古代醫學中的勸學思想，源頭可以追溯至先秦時期。《黃帝內經》認識到人的生命至關重要，“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于人”，與此關涉的醫學知識與技術應當慎重，因而告誡學醫者“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以教眾庶”。習醫和醫道密不可分，只有具備天文地理人事等領域的廣博知識，才能闡明醫學原理，長久傳播醫學思想。

　　與醫道相關，古代醫學中關于勸學思想的論述不斷豐富。漢代張仲景回顧《傷寒雜病論》的成書過程，在該書序言中以“勤求古訓，博采眾方”八字總括，主張醫者應當在不斷地在學習中領會醫學的精義，提高醫療技術。魏晉隋唐時期，以孫思邈為代表，“大醫精誠”“大醫習業”等篇目圍繞著“大醫”的品格塑造，對“醫以載道”的理解也就規定了學醫者全面的學習范圍。宋金元時期醫學大家輩出，勸勉學醫者重視學問成為了醫家的普遍共識，并發展成為學醫的題中之義。王珪云：博覽群書，深明本草，皆醫之事，非醫之道”，如果說宋金元之前的熟諳文化知識是通向形而上“醫之道”的必由之路，此處則已經下降到“醫之事”的位置，只不過是行醫的必要條件。

　　古代醫學發展的過程中，知識學習是指向學醫者的行醫能力，還是指向傳播醫道，看似分離對立，實則統一于中國古代獨特的政教傳統。“文以載道”詩文承載了士大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格涵養和政治理想，古代醫家中流傳著“原診以知政”的觀點，以政治擔當加身于醫家診治。這就不難理解，明清醫家推崇“醫道”以儒家思想中的為學目標和為學路線比附，在初學醫者的知識結構中即已成為背景的知識。李極的《醫學入門》在清代至少重刻13次，是入門醫學書的模板。在“習醫規格”中，李氏將儒家典籍作為必修課“每早對《先天圖》靜坐，玩讀《孝經》《論語》《國小》；大有資力者，次及全部《四書》《易》及《書經》《洪范》《無逸》《堯典》。蓋醫出于儒，非讀書明理，終是庸俗昏昧，不能疏通變化……及其行持，尤不可無定規，每五鼓清心靜坐，及早起仍玩儒書一二，以雪心源。”“四書”“五經”等原本是傳統儒家學子的學習考試內容成為了學醫者的“正法”。在此，習醫活動關聯兩端，既是掌握醫學學科基本理論框架的內在要求，又是實踐至高至深“道”的外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