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文《說和做》是初一語文教材中的一篇課文，下面請看小編帶來的課文說和做的主要內容！歡迎閱讀！

　　課文說和做的主要內容

　　“人家說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說。”

　　“人家說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說。”

　　作為學者和詩人的聞一多先生，在30年代國立青島大學的兩年時間，我對他是有著深刻印象的。那時候，他已經詩興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濃。他正向古代典籍鉆探，有如向地殼尋求寶藏。仰之彌高，越高，攀得越起勁；鉆之彌堅，越堅，鉆得越鍥而不舍。他想吃盡、消化盡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遠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給我們衰微的民族開一劑救濟的文化藥方。1930年到1932年，“望聞問切”也還只是在“望”的初級階段。他從唐詩下手，目不窺園，足不下樓，兀兀窮年，瀝盡心血。杜甫晚年，疏懶得“一月不梳頭”。聞先生也總是頭發零亂，他是無暇及此的。飯，幾乎忘記了吃，他貪的是精神食糧；夜間睡得很少，為了研究，他惜寸陰、分陰。深宵燈火是他的伴侶，因它大開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動不響，無聲無聞。一個又一個大的四方竹紙本子，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蟻排衙。幾年辛苦，凝結而成《唐詩雜論》的碩果。

　　他并沒有先“說”，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績。

　　“做”了，他自己也沒有“說”。他又由唐詩轉到楚辭。十年艱辛，一部“校補”赫然而出。別人在贊美，在驚嘆，而聞一多先生個人呢，也沒有“說”。他又向“古典新義”邁進了。他潛心貫注，心會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樓”的主人。

　　做了再說，做了不說，這僅是聞一多先生的一個方面，作為學者的方面。

　　聞一多先生還有另外一個方面，作為革命家的方面。

　　這個方面，情況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為爭取民主的戰士，青年運動的領導人，聞一多先生“說”了。起先，小聲說，只有昆明的青年聽得到；后來，聲音越來越大，他向全國人民呼喊，叫人民起來，反對獨裁，爭取民主!

　　他在給我的信上說：“此身別無長處，既然有一顆心，有一張嘴，講話定要講個痛快!”

　　他“說”了，跟著的是“做”。這不再是“做了再說”或“做了也不一定說”了。現在，他“說”了就“做”。言論與行動完全一致，這是人格的寫照，而且是以生命作為代價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給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說：“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張，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請傳觀。”

　　這是為爭取民主，反對獨裁，他起稿的一張政治傳單!

　　在李公樸同志被害之后，警報迭起，形勢緊張，明知兇多吉少，而聞先生大無畏地在群眾大會上，大罵特務，慷慨淋漓，并指著這群敗類說：你們站出來!你們站出來!

　　他“說”了。說得真痛快，動人心，鼓壯志，氣沖斗牛，聲震天地!

　　他“說”了：“我們要準備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后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

　　他“做”了，在情況緊急的生死關頭，他走到游行隊伍的前頭，昂首挺胸，長須飄飄。他終于以寶貴的生命，實證了他的“言”和“行”。

　　聞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學者，熱情澎湃的優秀詩人，大勇的革命烈士。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標。

　　【說和做的教材分析】

一、整體把握

　　1．這一篇文章不是人物傳記，卻記敘了聞一多先生的主要事略，表現了他的崇高品格，高度贊揚了他的革命精神。

　　毛澤東同志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XX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XX黨的槍，寧可倒下去，不愿屈服。”高度贊揚聞一多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具有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這是聞一多先生精神品格的最主要方面，這在這篇文章中充分表現出來了。文章的后半部分，著力寫聞一多先生是“大勇的革命烈士”。

　　然而，聞一多先生一生中主要身份是學者、詩人。因此，這篇文章前半部分寫聞一多先生前期怎樣為了探索救國救民的出路而潛心學術，不畏艱辛，廢寢忘食，十數年如一日，終于在學術上取得累累碩果。著力表現聞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學者”。

　　聞一多先生前期潛心于學術，后期投身于民主運動，這反映了他對社會認識的變化。但作為一名卓越的學者，一名偉大的愛國者，一位言行一致的志士仁人，他是始終如一的。

　　2．這篇文章寫得十分精粹，全文只有一千多字，就突出地表現了聞一多先生思想品格的最本質特征。精選的典型事例，精致嚴謹的結構，精練的詩一般的語言，精當的抒情性議論，使這篇文章充滿了感人的力量。

　　（1）結構嚴謹。作者用聞一多先生的“說和做”總領全文，上半部分寫聞一多先生“做了再說，做了不說”，表現聞先生“學者的方面”；后半部分寫聞一多先生“說”了就“做”，言行完全一致，表現聞先生“革命家的方面”。在上半部分與下半部分之間，用了總承上文和總起下文的句子，使銜接緊密，過渡自然。

　　（2）選材精當。作者所選材料，講究典型性，能以少勝多。對作為“學者的方面”，作者只選取了寫作《唐詩雜論》《楚辭校補》《古典新義》三本書的情況加以表現；對作為“革命家的方面”，則選取起稿政治傳單、群眾大會演說、參加游行這三件事作為例證。聞先生一生經歷復雜，著作等身，可以記述的事很多很多。作者只從大量材料中選取了這六件事，就已經把聞一多先生的嚴謹刻苦的治學態度、無私無畏的'斗爭精神、澎湃執著的愛國熱情、言行一致的高尚人格，都表現出來了。

　　（3）精于剪裁。對材料的使用，作者根據表現中心的需要，有取有舍，有繁有簡。比如，聞先生的研究唐詩，作者并沒有寫他研讀了哪些書籍，發掘了哪些新意等等，而是著重寫他研究的目的和態度：“他想吃盡、消化盡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化史”，“他要給我們衰微的民族開一劑救濟的文化藥方”，突出了聞先生的研究學問，目的是在于救國；“目不窺園，足不下樓”，“頭發零亂”“睡得很少”這些細節，表現了聞先生的刻苦精神；“一個又一個大的四方竹紙本子，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蟻排衙”，則表現出聞一多先生一絲不茍的嚴謹態度。這樣的剪裁，能有力地突出中心。從詳略上說，研究唐詩，寫得詳細；而寫作《楚辭校補》和《古典新義》兩事，只用了一小段，不足一百字，強調“做”了“也沒有說”的意思，表達的側重點與前面又有不同。聞先生的“最后一次演講”及其被害經過，是人們熟知的，作者就不再對事實經過作過多的記述，而只是反復強調“兇多吉少”的緊急形勢，擷取“演講”中最“慷慨淋漓”的“你們站出來”這一句話，描繪“昂首挺胸，長須飄飄”的從容姿態，從而突出了聞一多先生的大無畏革命精神。所有這些，都說明了作者在材料剪裁上的深厚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