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一篇課文，有阿累寫的，小編為大家準備了一面課文原文，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一九三二年，就是一·二八那年的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車公司當賣票。

　　一天中午，我趕到虹口公園去接班，天空正飛著牛毛細雨，六路車早班的最后一趟還沒回來——還要等半個鐘頭的樣子。心里想：到內山書店去吧，在那里躲一會兒雨，順便歇歇也好。因為接連一個禮拜的夜班，每天都要在車上搖晃十一個鐘頭，已經使我困軟得象一團棉花了。 店里空蕩蕩沒有一個顧客，只有店后面長臺子旁邊有兩個人用日本話在談笑。他們說得很快，聽不清說些什么。有時忽然一陣大笑，象孩子一樣的天真。那笑聲里，仿佛帶著一點“非日本”的什么東西；我向里面望了一下——陰天，暗得很，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個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國人，穿一件牙黃的長衫，嘴里咬著一枝煙嘴，跟著那火光的一亮一亮，騰起一陣一陣煙霧。 我把帆布袋，夾剪，票板放在一個角落的地板上，開始翻南面一排社會科學雜書。翻了一會，覺得沒有什么適意的，就踱到北面。 門外，細雨煙似地被秋風扭著卷著，不分方向地亂飛。店里冷得象地窖一樣，冷氣從褲管里向上鉆。忽然，我看見架上橫排著一列中文的《毀滅》?！稓纭?？我記得一本什么雜志上介紹過，說是一本好書?？匆幌履菚?，赫然印著“魯迅譯”三個字，我便象得到了保證似地，立刻從書架上抽下一本。 我先看那后記（我讀魯迅先生的書一向是這么古怪地讀法），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開了：書沒有切邊。一個結實而矮的日本中年人——內山老板定了過來。 “先生這本書多少錢？”對于同情中國的內山老板，我總是帶著敬愛和感激，叫先生的，雖然并沒有什么根據。

　　他殷勤地點頭，接過書翻了翻底頁：

　　“一塊四。”

　　一杯冒著熱氣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象我，穿著一身黃卡嘰布的工人制服，嵌著“ Conductor！X X”藍磁牌的制帽歪戴在后腦勺上，平素看慣了西裝同胞的嘴臉，現在忽然受著這樣的優遇，簡直有點窘了起來。

　　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鞠了一個“半躬”，摸摸里衫上的袋袋——里只剩一塊多錢，那是我和一個同住的失業工友那幾天的飯費。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了。我紅了臉說：

　　“貴了?！?/p>

　　他沒有注意到我的窘相，揚著眉毛，一半正經一半好像故意逗人笑似地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在書上拍一拍，又用粗短的手指哧啦哧啦捻那張灰綠色厚布紋紙的封面： “哪里貴？你看這紙……” 很厚的洋紙，印得很清楚，相當厚的一大本書。摸在手里，有一種怪舒服的感覺。 “你買一本吧，這書是很好的?！?我真躊躇起來了；飯是不能不吃的，然而書也太好了，買一本放在床頭，交班回來，帶著那種軟綿綿的疲倦躺著看這么幾十頁，該多好！我摩挲著那本書，舍不得丟開，也不說買，不買。 內山老板大概這時看出點什么苗頭，就笑著回頭對里面說了一句日本話，原先和內山說話的那個老人咬著煙嘴走了出來。 他的面孔是黃里帶白，瘦得教人擔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沒有一點頹唐的樣子。頭發約莫一寸長，原是瓦片頭，顯然好久沒剪了，卻一根一根精神抖擻地直豎著。胡須很打眼，好像濃墨寫的隸體“一”字。 “你要買這本書？”他看了我一眼。那種正直而好心腸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親的撫摩，嚴肅和慈愛交綜著的撫摩似的。 “是的。”我低低地說。 他從架上扳下一本書來，版式紙張和《毀滅》一模一樣，只是厚一點點，封面上印著兩個八分體的字：《鐵流》。 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遞給我，小袖管緊包在腕子上： “你買這本書吧——這本比那一本好?！?他是誰？對這樣一個平日被人輕視的工人下那樣誠懇的勸告？我一進門的時候原就有點疑惑；現在更加疑惑了，雖然猜不出是誰，但自己斷定：一定是一個不平常的人。

　　我一翻那定價：一元八角！

　　“先生，我買不起，我的錢不夠……”我的話低得自己都聽不見了，我不知道怎樣才好。

　　我低了頭——頭腦里轟隆轟隆的。我不敢看他的臉。我只聽見一個聲音在問我：

　　“一塊錢你有沒有？一塊錢！”

　　“有！”我抬起頭，頓時恢復了勇氣。

　　“我賣給你，兩本，一塊錢?！?/p>

　　什么？我很驚異地望著他：黃里帶白的臉，瘦得教人擔心。頭上直豎著寸把長的頭發。牙黃羽紗的長衫。隸體“一”字似的胡須。左手里捏著一枝黃色煙嘴，安煙的一頭已經熏黑了——這時，我忽然記起哪本雜志上的一段訪問記——

　　“哦！您，您就是？……”

　　我結結巴巴的，歡喜得快要跳起來了。一定是他！不會錯，一定是他！那個名字在我的心里亂蹦，我向四周望了一望，可沒有把它蹦出來。

　　他微笑，默認地點了點頭，好像我心里想就要說的，他已經統統知道了一樣。

　　這一來不會錯了，正是他！站在前進行列最前面的我們的同志，朋友，父親和師傅！憎惡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時光完全交給了我們，越老越頑強的戰士！我又仔細地看他的臉——瘦！我們這位寶貴的戰士的健康，差不多已完全給沒有休息的艱苦工作毀壞了。他帶著獎勵似的微笑，對我說明： “這書（指著《鐵流》）本來可以不要錢的，但是是曹先生的書，現在只收你一塊錢本錢；我那一本，是送你的?！?我費力地從里衫的袋里（公司為防止我們“揩油”，衣衫上一只袋都沒有縫）掏出那塊帶著體溫的銀元，放到他的手里——他的手多瘦??！我鼻子里陡然一陣酸，象要哭出來。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書塞進帆布袋，背起便走出書店的門。 這到現在，已經隔了四年；在這四年里，我歷盡了艱苦，受盡了非人的虐待，我咬緊了牙，哼都不哼一聲。就是在我被人隨意辱罵、踢打……的時候，我總是昂著頭。我對自己說： “魯迅先生是同我們一起的！” 這樣我就更加堅強起來。 現在，先生是死了！我們不愿放肆地悲痛，這還不是我們放肆悲痛的時候；我們也不愿計算我們的損失，也是難于計算的；前面是一條路，先生沒有走完就倒下了，我們只有踏著他的血的足印，繼續前進。

　　在前進中，我不能自已，寫下了上面的話。

　　一九三六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