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沁園春·雪》詞無可回避的是有“王者氣派”的，但不完全等同于傳統意義的“封建帝王的霸氣”，我們一起來欣賞一下毛澤東《沁園春·雪》。

　　毛澤東《沁園春·雪》一詞，被柳亞子先生定評為“看千古詞人共折腰”后，在氣度、韻致、境界上的認同幾無異辭，但就詞的表達傾向和字句解讀方面，長期以來卻存在一定分歧。《名作欣賞》雜志二↑∪年第六期刊出的廣西大學教授唐韌先生的《一“惜”應重千鈞——新讀〈沁園春·雪〉兼談兩種誤讀》一文，就聲言要在所謂“外語境”(唐教授指“時代背景”或文章上下文語境等)的傳統分析之外，運用語用學(一九七七年才在世界獲資格的新學科)的新“語境理論”，對《雪》詞進行“文化語境”(唐教授定義為：文化傳統、風俗習慣、生活思維方式和民族心理與性格等)和“語體語境”(唐教授指口語與書面語的不同類別)的檢討，以期達于“理解的細致和準確”。這種努力的價值與意義毋庸費言，但唐教授由“語境”分析所強調的“兩種誤讀”卻非但沒有使理解趨于“細致與準確”，反而使理解變得更粗糙與模糊了。當我們沿著唐教授的“文化語境”、“語體語境”的基本要求分析《雪》詞時，“誤讀”《雪》詞的又似乎正是唐教授自己了。

一、從“文化語境”談《沁園春·雪》有無“帝王霸氣”

　　唐教授從“誕生語境”角度提出《雪》詞的“誤讀一：封建帝王的‘霸氣’”，意思是一九四九年十月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吟《雪》詞，說有“帝王霸氣”尚可，而在一九三六年紅軍最困難無立足時，竟“‘惜’中國歷史上五位最著名的開國君主!更是一怪”，若有“帝王霸氣”便屬“不自量力”云云。但隨著毛澤東時代漸去漸遠，我們有了更客觀一些而非“避偉人諱”式的，認識毛澤東詩詞的歷史條件了。所以若從“文化語境”角度談毛澤東詩詞有無“帝王霸氣”問題，其觀察點，恰恰不應孤立在唐教授所強調的一九三六年二月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而應把眼光放到一九三六年之前，毛澤東的基本理念、性格的形成之初，因為《沁園春·雪》是典型的史論詞，與蘇軾的《念奴嬌·大江東去》和辛棄疾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等類似，不可能一夜揮就，而須是長期思考與積淀的產物。

　　從文化傳統和民族心理與性格角度講，孔老夫子一方面教會中國人“學而優則仕”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用世理想，一方面又告誡中國人要堅守“仁義禮智信”、要保持“克己復禮”的安分態度，所以在我國文學傳統中，想追慕古代的治世賢臣而有所作為，大家拍手稱快，而妄圖有“帝王”的非分之想，則人人瞠目，所以毛澤東有話“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從屈原的“路漫漫而上下求索”，到李白的“海縣清一，寰區大定”、杜甫的“致君堯舜，再醇風俗”，以及蘇軾的“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都是傳統意識籠罩下的國人最大氣的文學表達了，至于陳涉耕田而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黃巢落第而誓“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及《水滸》宋江被囚而題“他時若遂凌云志，敢笑黃巢不丈夫”，則明顯有大逆不道之味，所以司馬遷激情地“圣賢發憤之所為作”到韓愈即變成“物不平則鳴”的物類相推的靜心解說了。所謂“帝王”之心，在傳統中國是文人所不可奢望亦不能奢望的，但隨著溥儀的退位、袁世凱的破滅，到了“辛亥”“五四”前后皇帝實際的不存，個人主宰一切的呼聲便日益高漲起來，陳獨秀提出“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李大釗指責“孔子所謂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個性，乃是使人犧牲他的個性”，魯迅更是冷靜地拈出中國人的劣根在“想做奴隸和做穩奴隸”等等。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中，毛澤東的表達更是充分，他在一九一三年的聽課筆記《講堂錄》中記有“人之為人，以圣賢為祈響”、“帝王，一代之帝王，圣賢，百代之帝王”的語錄，并放言“個人有無上之價值，個人有百般之價值”，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他致信肖子升說：“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綱而挈其目，莫妙覓其巨夫偉人，巨夫偉人為一朝代之代表，將其前后當身之跡，一一求之至徹，于是而觀一代，皆此代表之人附屬品矣。”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日致信黎錦熙：“孔孟對答弟子之問，曾不能難，愚者或震之為神奇，不知并無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把孔孟奉為“圣人”而對“四書五經”微言大義的封建士大夫何敢出此言論?這些觀念轉化成文學詩語，就是一九一八年的“名世于今五百年，諸公碌碌皆余子”(《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和一九二五年的“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沁園春·長沙》)等“帝王氣”或說得雅一點是“雄視天下氣”十足的名句，“帝王霸氣”不是指一種身份，而是指一種氣質、氣息，毛澤東若始終沒有這氣質，那“韶山沖不會走出這個大人物”了。這就無怪乎據說《西江月·井岡山》是魯迅先生讀過的惟一的毛詞，讀后先生認為毛澤東“有山大王氣”;柳亞子先生一九二六年僅見毛澤東一面，一九二九年就作詩言：“人間毀譽元休問，并世支那兩列寧”，自注：“支那兩列寧，指孫中山、毛潤之!”唐韌教授斷言：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在陜北的雪野荒山中，“‘惜’中國歷史上最杰出的五位皇帝是自不量力”，認為這時說毛澤東有“帝王霸氣”很不公平，其認識顯然是忘記了“文化語境”的幼稚結論。其實文學的“帝王氣”，是一種超越傳統文人文化的“賢臣”意識的大氣，這是不言而喻的，但又是唐韌教授等面對毛澤東這樣的偉人所難以接受的，為帝王避諱和為偉人避諱，是不同時代的普通中國文人的一種意味復雜的“集體無意識”，傳統文人們欣賞柳永那針對皇帝嘲弄而回敬一句“奉旨填詞柳三變”式的奴性下的傲氣，而對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就感到意難所及了，由此認識《沁園春·雪》詞時拘謹的“小家子氣”便不能不使其露出捉襟見肘的內囊來。

　　《沁園春·雪》詞無可回避的是有“王者氣派”的，但不完全等同于傳統意義的“封建帝王的霸氣”，毛澤東在《講堂錄》中要求自己“學文要古，談理要新”、“學不勝古人，不足以為學”的治學理念，和“圣賢百代之帝王”的追求意識，使毛澤東重視發揮“個人價值”的“霸氣”，在觀念上是遠遠超越了詞中的秦皇等五人的，非“封建”兩字或東西文化的簡單對立所能涵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陳晉先生在《我看毛澤東的文化性格》一文中說：“毛澤東是天然的現代型，是最時髦的人。他的眼光，他的追求，他的創造，都是往前看的。”陳晉得出幾條結論說：毛澤東追求民主、平等;在最深刻地接觸儒學之后才反儒的;要做圣賢而對豪杰不以為然;不喜歡中國人的調和、中庸，而喜歡鮮明表達和挑戰;他的思維方法是中西合璧的。由此《沁園春·雪》才顯示出毛澤東因認識的超前而展示為表達的自信，否則便不能不有唐韌教授的“偏安窮山溝”卻還“惜五君”的“怪”疑了，當然唐教授不知道毛澤東早年在德國哲學家泡爾生“無抵抗則無動力，無障礙則無幸福”的話后批下“至徹之言、至真之語”的眉白!

　　關于《沁園春·雪》詞的氣派的認識，我們今天許多人的理解確實不及柳亞子先生，所以唐韌教授有“封建帝王霸氣的誤讀”的觀點是可以原諒的。一九四五年柳亞子先生向毛澤東索要《長征》詩，毛澤東卻意外地送他一首《沁園春·雪》詞，柳先生讀后驚嘆為“大作大作”，即落言定評曰：“展讀之余，嘆為中國有詞以來第一作手，雖蘇、辛未能抗手”，并急切拿到當時住重慶的《新華日報》編輯部要求發表，但《新華日報》的態度讓柳先生極為不滿，他后來記到：“中共諸子，禁余流播，諱莫如深”，原因是“詞因類似帝王口吻，慮為意者攻訐之資”，可見不要說蔣xx及其御用文人，就是所謂“中共諸子”亦讀出了類似“帝王”的口吻的弦外音，唐韌教授卻偏要辯明“帝王霸氣”為“誤讀”!更讓人感到大膽的是唐韌教授的“誤讀二”，竟然指出的是“蔣xx的誤讀”，唐韌教授的意思是蔣xx讀出毛澤東野心勃勃要奪天下和毛澤東看不起我蔣某，這是蔣xx的誤讀。作為毛澤東的直接對手，恐怕沒有人比蔣xx更了解毛澤東了，五次“圍剿”都圍不死毛澤東，簡直讓蔣xx寢食不安，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又讓他被迫抗日，一九四五年“重慶談判”也沒安排毛澤東發表詩詞，但《雪》詞卻轟傳山城，詞的政治意義在當時遠大于文學意義，而唐教授卻還要蔣xx不要誤讀出毛澤東詞對“江山”“天下”的認識，這是不是有些太不人道了?唐教授言下要求蔣xx冷靜下來，從文學角度欣賞一下《沁園春·雪》詞，這恐怕真有些“天方夜譚”的味道了!所謂“蔣xx的誤讀”的滑稽性倒讓我們讀出唐教授文氣十足的可愛。柳亞子先生對“帝王口吻”的認同是比“中共諸子”更接近毛澤東的，亞子先生說：“實則小節出入，何妨日月之明”，并揣測毛澤東的心思：“余意潤之豁達大度，決不以此自謙，否則又何必寫與于我哉。情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恩來殆猶不免鄶以下之譏歟。”在一九四五年周恩來等尚怕毛澤東詞會被人“誤讀”“攻訐”，況他人乎?但柳亞子在“豪杰不拘小節”的落拓氣方面更理解了毛澤東，所以他執意要發表《雪》詞，以至于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一九五∧旯埠凸剛剛建立之際，便急于把柳亞子先生引為詩人同道而進行詩詞唱和。

　　有“帝王口吻”本無損于毛澤東的形象，這一點柳亞子先生也認識得非常豁達，所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王若飛收集了當時正反兩方面的和詞，寄給毛澤東，毛看后轉給王若飛的舅舅黃齊生并附信言：“若飛寄來報載諸件附上一閱，閱后乞退還，其中國民政府罵人之作，鴉鳴蟬噪，可以噴飯。”毛澤東式的“輕蔑口吻”讓蔣xx無論怎么讀《沁園春·雪》詞都是吃不消、兜不住的，他豈敢有半點“誤讀”的機會和條件?除非他不是與毛澤東做對手的蔣某人。在詩人的精神和氣質上，與毛澤東接近的恰恰不是周恩來、陳毅、臧克家等，而是柳亞子、郭沫若，但郭解毛詞太政治了，柳則更民間、更客觀些，且個性也更輕狂無忌，他以“無冕皇帝”的文人姿態，欣賞毛澤東的灑脫的“帝王氣派”，他曾對毛澤東詩言：“瑜亮同時君與我，中山卡爾愿略同。”柳亞子自比孫中山，但無人理會，因為他是純詩人，而毛澤東只稍稍“惜”了“惜”五位帝王，卻轟然作鳴，因為毛兼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