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觀一 生坎坷，所寫詩詞，高古沉重，寄托身世，感人至深。蘇軾過揚州，親自看望秦觀，正巧孫覺、王鞏亦在高郵，乃相約游東岳廟，載酒論文，吟詩作賦，一時傳為佳話。
 

　　秦觀，生于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卒于徽宗元符三年(1100)，字太虛，后改字少游，高郵人。他主要經歷了神宗(1068—1085)、哲宗(1086—1100)兩朝。這是王安石變法漸次失敗、舊黨重新走上政治舞臺又再次退出的時期。在這時期內，社會危機日益加劇，統治層的內部斗爭也日益激烈。而且從北宋開國到南宋滅亡，宋王朝始終處于強敵的威脅之下，北宋時期遼和西夏經常騷擾邊境，無力制止的宋王朝就以每年供給巨額歲幣的條件求得妥協。這種內憂外患的時代困境，成為士大夫心中的重負，也是他們不得不面對的話題。所以宋人不像天馬行空、氣沖牛斗的唐人般灑脫浪漫，而是普遍懷著深沉的憂患意識。今天我們看宋朝文人的詩文，很容易感受到嚴謹、深沉的特征。面對時代的困境，宋人將承擔社會責任與追求個性自由兼容整合，向內尋求個體生命的意義，完善自我的人格修養。宋代文人的生命范式也因而更趨冷靜、理性、腳踏實地，以平淡為美。這是少游生活的時代大背景，翻閱少游一生心血所結的《淮海集》，我們也不難發現他同樣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面對這樣的時代困境。

　　根據秦觀的生活歷程，大致上可以把他的創作分為三個時期(分期參考徐培均《淮海集箋注》前言)。

　　前期從熙寧二年(1069)作《浮山賦》始，至元豐八年(1085)止，其中有兩度漫游(熙寧九年與孫莘老、參寥子同游湯泉，以及元豐二年春搭乘蘇軾調任湖州的便船南下，從游八月)、三次應舉(分別在元豐元年、五年和八年)，其余時間基本是在家讀書，有時也會參加輕微的田間勞動。高郵物產豐富，但當時階級矛盾比較尖銳，秦觀曾表明他對農民起義是持反對態度的，元豐初年曾寫策論《盜賊》等，向上獻治民術，這顯然與他的經歷分不開。另外，因為當時的考試制度的關系，秦觀在仁宗至和元年(1054)入小學，至熙寧四年有十六年的時間寒窗苦讀，除了四書五經、佛老哲學及一些兵家書以外，主要是為詩賦打下了非常扎實的底子。又因熙寧四年以后科舉改用經義、策論，少游出于“養親”需要閉門卻掃“與諸弟輩學時文應舉”，所以元豐年間他更加留心時事、歷史，他的策論也漸漸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蘇軾及后之論者均贊譽有加。《淮海集》中策論的品質是相當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