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有關(guān)北宋詩人秦觀與柳永的詞風，大家了解哪些?下面是小編收集的這兩位著名詩人的詞風比較，歡迎大家閱讀下文了解相關(guān)的學習。

　　詞發(fā)展到北宋中后期，跟柳永在詞的形式上、蘇軾在詞的內(nèi)容上拓展的同時及稍后，出現(xiàn)了秦觀這個“當行”的詞家。對于秦觀的《淮海詞》，前人有多種評論：有的譽其“俊逸精妙”;有的稱其“淡雅清麗”;還有的贊其詞“清麗婉約，辭情相稱”。這些評語都從不同側(cè)面道出了秦詞的風格特點。但歷代每論及秦詞者，都認為其遠紹《花間》，近承柳永，與蘇軾則別是一家。事實上秦詞風格特點主要在于寄慨深沉，即把自己的身世經(jīng)歷，宦途失意，遷謫流離，以及懷才不遇的苦衷，融化于閨思艷情的抒寫之中。正是在寄慨深沉這一點上，秦詞不同于柳詞，倒更與蘇詞神似。秦觀現(xiàn)存詞八十首左右，其中大部分是以閨思艷情入詞的。正因為秦觀和柳永二人，在詞的描寫對象上幾近相同，所以歷代的批評家們往往認為秦詞是學柳的，并且多是以葉夢得《避暑錄話》和黃升《花庵詞選》所引蘇軾語為據(jù)。

　　其實，即使是二人描寫對象相同的詞，其風格差異也是十分明顯的。試將柳永的代表作《雨霖鈴》跟秦觀的代表作《滿庭芳》作一比較：寒蟬凄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fā)，執(zhí)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哪堪冷落清秋節(jié)!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jīng)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shè)，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柳永《雨霖鈴》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引離樽。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 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漫贏得青樓，薄幸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秦觀《滿庭芳》這兩首詞，從表面上看，有許多相似之處。如都寫離別，所別之人都是風塵女子，離別之地都是汴京，詞中的兩位男主人公都將登舟從水路遠行，等等。但秦柳二人在詞中所表達、寄寓的感情卻不盡相同。柳詞沿著別時情景，別后設(shè)想的線索，通過清秋暮景的描繪，渲染出離別時凄涼濃郁的氣氛，其惜別之情極其深摯動人。對柳永來說，京城雖繁華，終非久留之地，不得已而與昔日歡愛情深的女子分別。因此詩中流露出的是與情人惜別時的一片真情。秦觀的詞也寫離別。

　　從詞中“香囊暗解，羅帶輕分，漫贏得青樓，薄幸名存”幾句可以看出，秦觀所別的亦是一個感情篤深的風塵女子。但他在詞中除了把別時景描寫得凄涼迷離，把別時情抒發(fā)得真誠摯深外，還把自己的官場失意、前途渺茫的身世之慨不露痕跡地融入其中。此刻詞人置身水畔，極目遠望，只見一片煙水茫茫，幾年來京師的生活片斷情不自禁地掠過腦際。據(jù)《重編淮海先生年譜節(jié)要》記載，二十四歲時，他就撰有《郭子儀單騎見虜賦》，對于郭氏的聲威功業(yè)表現(xiàn)了一片仰慕之心。他在詩中也一再表示自己的政治理想，如“心系漢廷長入夢，氣吞胡虜不防秋①”。“要須定取熙河地，打鼓梁州看上元”②。熱切希望早日收復國土。在京為官期間，尚是懷才不遇，現(xiàn)在外調(diào)杭州通判，就要離開京城，昔年的生活真如“蓬萊舊事”，如煙似霧，不堪回首了。極目前程，又只見寒鴉、斜陽、流水、孤村，前途亦很渺茫。詞人不直寫他宦途失意的愁苦，而把其含而不露地隱在黯然銷魂的男女別離的傷情中。就在這傷情之時，詞人仍不能忘懷朝廷，卻是“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對此番景色，詞人的一腔去國之憂，不覺油然而生，直如李白的“總為浮云能藏曰，長安不見使人愁”一樣的境況，進而使謫臣的悲慨籠罩全篇。清代詞評家況周頤在《惠風詞話》中指出：“詞貴有寄托”。柳詞的別情寫得再深再濃，亦不過惟別而已矣，其思想深度終未脫出兒女之情的巢臼。而秦]詞卻能“將身世之感，打并入艷情"③，有言外之意，韻外之旨。因此詞的內(nèi)涵就顯得豐富厚重得多。

　　秦觀的這首《滿庭芳》詞，相傳被蘇軾譏為學柳的代表作。黃升的《花庵詞選》有關(guān)于蘇軾批評秦觀“不意別后，公竟學柳七作詞”的記載，歷來被論證秦詞學柳的人引為論據(jù)。其實，蘇軾當面指出秦觀作詞學柳七，并以其詞作中“銷魂，當此際”為例證，而秦觀本人卻未承認，還辯解說：“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但因蘇軾乃少游之師，所以也就不好再和先生繼續(xù)爭辯，所謂“慚服”而已。這種“慚服”只有對老師的尊重，并不能據(jù)此肯定他認為蘇軾批評得正確。蘇軾既為少游之師，有時未免以己意強加于人，而這種批評也有頤指氣使的意味。《御選歷代詩佘》引高慥《高齋詩話》云：蘇軾曾挖苦少游《水龍吟》詞“小樓連遠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十三個字，只說得一個人騎馬樓前過。”這種批評本無道理，少游詞鋪敘自然，絲毫沒有堆砌之感，但少游亦不同老師爭辯。因此據(jù)此類詞話、傳聞，是不能遂下斷言的。考察一個作家作品的師承關(guān)系，不能只看其個別詞章和個別字句，而應看全部作品的主要思想藝術(shù)傾向，即基本詞風。通覽柳永的《樂章集》，象《雨霖鈴》這類描寫男女別離相思且思想藝術(shù)性較高的作品只是一部分，集中也不乏大量的直接描寫男女歡愛的詞，而且大都鋪寫細膩，甚至有些描寫比較露骨。如《迎春樂》(進來憔悴人驚怪);《征部樂》(雅歡幽會);《門百花》(滿搦宮腰纖細);《菊花新》(欲掩香幃論繾綣);《柳腰輕》(英英妙舞腰肢軟)等等。縱觀柳永的一生，他的事跡和青樓女子密切相關(guān)，據(jù)傳死后亦是歌妓為之營葬。所以說柳永的艷情詞十之八九都有確鑿情事可系。和柳詞相比，秦詞中所描寫的閨思艷情，有一個極其顯著的特點，那就是離情、愁情、苦情、怨情居多，而很少有歡情。

　　即使有個別歡情的描述，也往往出現(xiàn)于別后的追憶中，多屬寄慨身世。從這點上說，柳的艷情詞多喜客觀情事的鋪寫，而秦則主要注重主觀感情的抒發(fā)。當然，這種抒發(fā)也要托附以一定的情事，但實有的素材是為其情感所取舍和加工的。秦詞中沒有柳詞那樣近乎色情的描寫。這大約就是前人所說的“雅俗之別”吧。秦觀的詞歷來被奉為婉約派的正宗，而蘇軾的詞則被稱為豪放派的代表。人們說及秦觀與蘇軾的關(guān)系時，一般都認為，秦觀雖為“蘇門四學士”之一，受知于蘇軾，但他的詞卻“未曾追隨蘇拭的拓展”④，“秦觀與蘇東坡的關(guān)系，主要是政上的關(guān)系”⑤，“但他的詞卻與蘇詞各是各的路數(shù)”⑥。如果從二人詞作的氣格和題材來看，的確有上面所講的情況。但如果換一個角度作更深入一步的分析，就會發(fā)現(xiàn)秦觀和蘇軾二人在抒情時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假物”寄慨。如前所述，秦觀的詞多是假閨思艷情以寄寓身世之慨的，前面分析過的《滿庭芳》詞就是一例。《八六子》一詞也是這類詞作中比較著名的一首。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刈盡還生。念柳外青聰別后，水邊紅袂分時，愴然暗驚。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怎奈何，歡娛漸隨流水，素弦聲斷。翠綃香減，那堪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shù)聲。這首詞寫別后相思。詞人登高臨遠，所見是一望無際的芳草。離愁別恨夾雜著許多說不清的情感，驀然涌上心頭。本欲排遣，但卻無計消除。與佳人歡會時的柔情，別離時的難分難舍，都隨流水而逝，一去不返了。眼前的所見所聞，只有落花片片，殘雨濛濛，以及晚風中黃鸝的聲聲啼喚。這首詞所描繪的情景，給人一種悵然失意的感覺。一般認為此詞為少游前期的作品。

　　《宋史》本傳記載，秦觀“少豪雋，慷慨溢于文辭”，又謂“讀兵家書，以為與己意和。”在《淮海集》中，有策論四卷，包括序篇、國論、主術(shù)、治勢二十篇，比較系統(tǒng)地闡述了他在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方面的主張。然而嚴酷的現(xiàn)實卻沒有給詞人提供施展抱負的機會，直到元豐八年，他三十七歲時才考中進士，這就是他前期的主要經(jīng)歷。聯(lián)系他這段時期的生活，會使人感到整首詞所流露出的那種對昔日歡娛的追懷和對目前處境的嘆惋，的確遠遠超出離別相思之情的愁苦，而是含有某種身世遭際和仕宦不得志所引起的更深層的悲哀。張炎《詞源》評此詞：“離情當如此作，全在情景交融，得言外意。”黃蓼園《蓼園詞選》亦評此詞“寄托耶?懷人耶?詞旨纏綿，音調(diào)凄婉如此。”可見此詞給人的感覺，總覺得它有“言外意”、有“寄托”，不是單純的離情懷遠之作。再如他那別具特色的十首《調(diào)笑令》并詩，每首詠一古代美女的故事。其中有遠赴朔漠與匈奴和親的王昭君;有因戰(zhàn)亂而夫妻離散的樂昌公主;有淪落風塵而一往情深的青樓女子灼灼、盼盼;有不畏世俗禮教束縛而大膽追求愛情的大家閨秀鶯鶯、倩娘;等等。在這些聰明而不幸的女子身上，無一不寄托著作者的身世之感：他對政治理想“一隹情深”的執(zhí)著追求，對朝廷和師友的誠篤不二，對宦海沉浮的滄桑之慨，對遠謫天涯的去國愁思，把這種種心態(tài)，都通過這些古代女子的形象委婉曲折地表達了出來。從青年時代起，秦觀對于號稱當代文宗的蘇軾就是十分仰慕的。

　　《重編淮海先生年譜節(jié)要》記載：“熙寧七年甲寅(1074)，二十六歲。先生聞蘇公軾為時文宗，欲往游其門未果。會蘇公自杭幸知密州，道經(jīng)揚州，先生預作公筆語題于一寺中，公見大驚之。及晤孫莘老，出先生詩詞數(shù)百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必此郎也’。遂結(jié)神交”。可以說他們之間的深厚友誼從此時就已經(jīng)開始了。二十九歲那年，秦觀去徐州拜訪了蘇軾，從此他一生遭遇與蘇拭緊密相連。他是“蘇門四學士”之一，而且一直不避牽連，跟蘇軾患難與共。兩人在多年的交往中，既為師生，又是摯友。師友之間經(jīng)常的切磋和詩詞唱和，使得秦觀的詞風自然會受到蘇軾直接而重大的影響。在蘇軾的詞集里，頗有一些假物寄慨的作品。如《賀新郎》(乳燕飛華屋)一詞，就是“借佳人失時之態(tài)，寄政治失意之感”的⑦。《水龍吟·次韻章質(zhì)夫楊花詞》，也如同沈謙《填詞雜說》所評“東坡‘似花還似非花’一篇，幽怨纏綿，直是言情，非復賦物。”可見“寄慨”的詞旨明晰。《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以無聊傷春之情，“寄寓著他仕途失意、懷才不遇的惱恨心情"⑧。在《卜算子》(缺月掛疏桐)詞中，那種飄渺的孤鴻形象，直是詞人落拓不群性格的自我寫照。

　　東坡詞的寄慨不僅表現(xiàn)于上述這類纏綿悱惻、具有婉約特點的詞章中，即使人們盛稱為“豪放”詞風的篇章中，詞人的感情也沒有一覽無余地直瀉，他仍然通過某種抒情對象曲折委婉地表現(xiàn)出來。試看“豪放”詞風的代表作《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fā)。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fā)。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這首詞是蘇軾在神宗元豐五年(公元l082年)寫的。那時他已四十七歲。被貶黃州(今湖北黃岡)已經(jīng)兩年多了。詞人面對波濤洶涌、滾滾東去的長江，想起傳聞中形勢險要的赤壁戰(zhàn)場，一種江河永恒、生命有限的感慨，情不自禁地涌上心頭。他頓時想起了那些在歷史上留下了豐功偉績，與祖國的壯麗山河永存不朽的英雄豪杰。真是“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接著詞人特別地寫了這“多少豪杰”中最突出的兩個人，那就是這場赤壁大戰(zhàn)中孫劉聯(lián)軍的兩個主帥：即“雄姿英發(fā)”的周瑜和“羽扇綸巾”的諸葛亮。詞人在這里是明寫周瑜和諸葛亮，暗寫孫權(quán)和劉備的。詞人寫周瑜和諸葛亮，深深寄寓著自己的身世之慨。赤壁之戰(zhàn)發(fā)生時，周瑜三十四歲，諸葛亮才二十八歲。

　　正當華年，就建立了那樣驚天動地的偉業(yè)。實在令人羨慕。他們之所以能成就那樣的功業(yè)，就是因為有對他們高度信任的孫權(quán)和劉備!他們能夠有機會施展自己的才能，是因為他們得遇明君。而蘇軾當時的處境是將他逐出京師。所以他贊嘆年輕有為、建功立業(yè)的周瑜和諸葛亮，實在是羨慕他們得遇明主，壯志得酬，而詞中的弦外之音，卻在深深地嘆息：“我的‘孫權(quán)’、我的‘劉備’在哪里呢?!”況且他已年近半百，“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故感嘆深沉，含蓄委婉地表達了他對當朝君主的怨憤。蘇軾假英雄以述懷，秦觀假閨情以寄慨。盡管他們抒情時所憑借的對象不同，但是抒發(fā)的感慨卻是相同的。歲月蹉跎，徒染雙鬢，對于有志之士來說，無疑是一件可悲的事。故少游詞中的“韶華不為少年留”(《江城子》);“歲華一任委西風”(《木蘭花》);“屈指艷陽都幾許”;(《蝶戀花》);“日邊清夢斷，鏡里朱顏改”(《千秋歲》)，等等，與蘇東坡的“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fā)”，可謂異曲同工，都是有理想，有抱負的才人志士，對于歲月流逝而功業(yè)無望時所發(fā)出的深沉感喟。隨著宦途的日益偃蹇，濟世之志已成泡影，而秦觀自身的遭遇也越來越慘。因此，越到后期，詞人的身世之慨就愈加深沉。詞中寄慨的對象，也由有情之佳人，擴大到無情之山水，因而詞旨就更加與蘇軾的詞作接近。

　　紹圣四年二月，秦觀被編管橫州。編管，是宋代官吏因罪被除去名籍，編入該州郡戶口，并由地方官加以管束。這已不是一般的貶官外放，而是已被剝奪人身自由的罪人了。因此，詞人當時的心情可想而知，在離開郴州之前，他寫下了凄惻動人的名篇《踏莎行》：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shù)。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這首詞將他由希望到失望的迷惘心情，以及遷謫流離的悲苦，通過一系列凄迷景色的描繪，抒發(fā)得既委婉含蓄又動人心魄。特別是詞的末尾兩句，將無情的郴江之水，注入了逐臣深沉的怨恨，使“無情之郴山郴水乃頓時化為有情，而使得郴水竟然流出郴山且直下瀟湘不返的造物之天地，乃成為冷酷無情矣。”⑨張綖本《淮海集》在此詞的附注中記載：“坡翁絕愛此詞尾兩句，自書于扇云：“少游已矣，雖萬人難贖!”這段記載一方面說明此二句寄寓的身世之慨，深深地打動了蘇軾，另方面也說明秦觀這種“寄托”的作詞方法，正好與蘇軾作詞的旨趣契合。由于這兩方面的原因，才使得蘇軾在心靈深處產(chǎn)生了強烈的共鳴。秦觀是典型的詞人氣質(zhì)，情感豐富而又敏感。他的性格特點，可用他自己的兩句詩來加以概括，即“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⑩也可以說，這兩句詩既是他的人品，也是他的詞品。他不肯輕易地放棄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又無力改變現(xiàn)實的處境。這種“有情”和“無力”的揉和，使他的詞自始至終充滿了深沉的身世之慨，而使得他詞中的寄慨對象往往是孱弱無力的閨中女子，他只能借纏綿悱惻的幽閨相思之情，來抒寫自己政治抱負無法實現(xiàn)的悲愁之慨。他的詞風有點象柳永，又有點象蘇軾，實則是他自己的獨創(chuàng)。秦觀假閨情以寄慨，繼承了我國古典詩歌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沈祥龍《論詞隨筆》說：“詩有賦、比、興，詞則比興多于賦。或借景以引其情，興也;或借物以寓其意，比也。蓋心中幽約怨悱，不能直言，必低同要眇以出之，而后可感動人。”

　　在我國傳統(tǒng)詩歌中，以香草美人比君子，惡鳥陰云喻小人，借他人之遭遇，發(fā)自身之感慨，這是歷代詩人經(jīng)常使用的表現(xiàn)手法。從屈原“眾女嫉余之娥眉兮”的詩句，到曹植的《美女篇》，杜甫的《佳人詩》，白居易的《琵琶行》等等，莫不如此。但真正把詩中的這種藝術(shù)手法運用于詞中，真正用婉曲纏綿的情調(diào)表達身世之感和政治情懷，達到融合無間境地的，當以秦觀為最。在蘇詞中，抒情主人公與寄慨對象畢竟還有主賓之分;比附的痕跡還比較明顯，而且比喻的對象往往沒有超出傳統(tǒng)詩歌約定俗成的范疇。而秦觀，不僅直接師承了蘇軾的這種表現(xiàn)手法，而且在此基礎(chǔ)上，把它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秦觀的筆下，詞人和寄慨對象水乳交融，志士佳人難分彼此。而且秦詞中的感慨往往隨處與離情關(guān)合，隨遇而發(fā)，往往超出傳統(tǒng)的固定格式而顯得更深更婉。馮煦《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評少游詞“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正因為少游詞寄慨的深沉，讀之使人感到，其間有一顆凄苦的“詞心”在跳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