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秦觀詩文在北宋時期頗負盛名，尤其是秦詩比起其詞作來不僅題材和內(nèi)容方面更為開闊，其藝術表現(xiàn)也體現(xiàn)了不同于同時代詩人詩作的特點。

　　北宋紹圣元年(1094年)，宋哲宗親政，新黨重新上臺，開始打壓舊黨，北宋朝廷黨爭再次興起。蘇軾在黨爭中敗落，被貶到惠州，而時任國史院編修的秦觀，因為和蘇軾交游唱和甚多，因而被認為是“影附蘇軾”，坐黨籍，出為杭州通判。四月，又因監(jiān)察御史劉拯的告他增損神宗實錄，道貶處州監(jiān)酒稅。紹圣三年春，因兩浙運使胡宗哲羅織罪名，秦觀被削秩徙郴州。紹圣四年春二月，秦觀奉詔編管橫州。元符元年夏四月，自郴州移永州。九月，自橫州謫雷州。元符三年二月，奉詔移英州，行至滕州光華亭，溘然長逝，享年五十二歲。也就是說，從公元1094年被貶到1100年在滕州去世期間，秦觀“七年投炎荒，日與山鬼鄰”，一路被貶，直到當時最蠻荒的地方——雷州半島，與被貶瓊州的蘇軾隔海相望，這段時期被稱為秦觀的貶謫時期。

　　中國古代的官員貶謫都是從政治中心往地處偏僻的蠻荒之地貶，秦觀亦復如是。但雖然謫居生活落魄了點，旅途生活勞苦了點，貶謫時期的秦觀在文學領域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詩歌領域，后人對他這一時期詩歌作品的看法和評價與對他之前的作品迥然不同。對于被貶之前的作品，后人主要注重其中所表現(xiàn)出的婉約清麗的特點，早在秦觀在世之時就已經(jīng)有這種傾向，例如在元祐七年，秦觀寫了《西城宴集》詩，蘇軾就從其中摘出“簾幕千家錦繡垂”一句，譏之為小石調，小石調就是旖旎靡靡之音;王安石在給蘇軾的信中也說秦觀的詩“清新嫵麗，鮑謝似之”。到了南宋，敖陶孫在《臞翁詩評》中批評道“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此類評論中間影響最大的還是元好問在《論詩絕句》第二十四首說的“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此說法在幾百年間口耳相傳，遂成定論。在論及后期的作品時，婉約清麗自然少不了，但論者從中看出了一個與之前脂粉氣十足不同的秦觀，或者說看到了秦觀性格中嚴重高古沉郁豪放的一面，而這一性格也很好地反映在其作品之中，呂本中在《呂氏童蒙詩訓》中評論到“少游過嶺后詩，嚴重高古，與舊作不同”，朱紹昌在《舟泊海棠橋懷秦太虛》中說他此時“謫客新詞有古風”，馮煦在《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中談到“少游以絕塵之才，早與勝流，不可一世;而一謫南荒，遽喪靈寶···予于少游之詞亦云：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評論表面上看只適用于詞，但聯(lián)想到秦觀的主要作品是詞因而評論家可能以詞來代替整個文學創(chuàng)作，另外評論家認為秦觀“詩似小詞”，因而也基本上用詞的觀點去看詩，我們就可以把這些論斷加在詩歌之上。無論是“嚴重高古”、“有古風”，還是詞才詞心之論，都說明了一個事實：秦觀貶謫時期的詩歌與前期確有不同——后期作品在繼承和發(fā)展了一貫的淡雅清麗和凄涼酸楚的基礎上，更是形成了一種秦觀特有的高古豪放，正是這種凄涼和豪放的交織，構成了秦觀貶謫時期詩歌作品的藝術魅力和文學價值，奠定了其貶謫時期的詩歌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