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是文學作品中永恒的主題。當愛情融入詩歌，大多為悲情之作，也有部分令人神往。中國文學式樣繁多，詩、詞、歌、賦，外國大概是沒有詞這個說法的，與之相近的是話劇，然則小同大異。

　　提及愛情詩便不得不提外國的莎士比亞與紀伯倫；莎翁的愛情絕對是自由的：“真正的愛情是不能用言語表達的，行為才是忠心的最好說明”，紀伯倫的愛情是絕對浪漫的：“愛情是一個光明的字，被一只光明的手，寫在一張光明的紙上”。

　　在中國，最早將這種情感歇斯底里地爆發(fā)出來在丹青之上的，并不是某個人，而是一個個的故事所成的——《詩經》；《詩經》中的愛情故事要么是催人淚下，要么使人感慨系之；有年輕的小伙子愿意為心上人喂馬的故事，有美麗女子在城樓之上等候戀人的故事，有對綠衣懷古的故事……此中不一一列舉，提《王風·采葛》一句：“一日不見，如三歲兮”；中國詩詞妙就妙在當你閱讀整句后，無一字詞與情感有關，而又處處叩情；如此句矣，以時間之長短而訴與戀人不得見的愁緒與對戀人的癡迷，雖不如莎翁的直白：“你將在不朽的詩中與時間同長”。卻不輸莎翁之氣勢。

　　那么，中國有無如同紀伯倫一般的浪漫詩人呢？答案是有的，說千道萬還不如從課本里抓一個：柳永。柳永生活并不富裕，靠寫詞作詩賦于風月之地而謀生，這么一個人，卻實在深情，在提及“專一”這個詞的時候就不得不把思緒牽到他的身上，他的心中確確實實是有個“伊”存在的：“為伊消得人憔悴，衣帶漸寬終不悔”一句中，思情躍然于紙上，愿為心上人付出一切的爆發(fā)式的愛被含蓄地裝在字眼里，讀者反復品味方可有所共鳴。柳永先生在最后去世時也是那位“伊”將他葬去。

　　相較之下，便可大抵得出一個結論：中國詩的愛，是含蓄的。

　　然而也并非全然如此，《褰裳》中：“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正是個反例，《詩經》大多是秦漢時期的作品，更有意思的是其中多為女子抒發(fā)對男子的愛情的作品；這位女子卻不畏懼當時社會之大潮而抒發(fā)自己對于情人不夠熱烈的埋怨與渴望被珍惜的愿望；與之類似的還不只一點點，還有大膽追求愛情、反抗封建婚姻的女子所抒：“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有渴望愛情的女子所抒：“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那么，我們究竟如何定義中國式的愛情呢？

　　觀之大局，粗略說是含蓄之愛是不置可否，而仔細發(fā)掘，仍然有藏不住的濃烈在其中；外國詩人大多用最華麗的辭藻表達自己內心最熱烈的情感，于是獨樹一幟而成類似中國的“豪放派”，相較之下，中國詩詞在表達情感方面確實不如人家。但是，外國詩人絕對沒辦法把情感融入每個字眼，中國詩人卻做到了。與其說是情感不夠熱烈，不如說是將所有的情緒分散在每個字眼當中，不聚集成一團，只淡淡的散發(fā)香氣，不濃烈，卻源源不斷。

　　取《項脊軒志》中字句：“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全句無一字關愁，卻處處說愁，這大概是中國作家的獨到之處，絕不浪費可用的一個字，以枇杷樹起賦，又以其結尾，通過亡妻而訴情愁，愚以為絕妙。

　　做學問應當有謹嚴精神，我所認為的中國式愛情是寫意的詩情，不濃妝艷抹，只是輕輕地用文字包裹自己的或多或少的思緒，這種含蓄式的爆發(fā)，也許只會在中國詩中見到。

　　新詩中的愛情詩受到外國文化的影響，也開始毫無保留的將情感堆積在某處，這當然無可厚非，甚至我連非之的理由都找不到，然而“貴含蓄，忌直白”這個傳統(tǒng)我覺得仍不應當忘卻，新詩當然不乏有含蓄的愛，如顧城先生的：“你看云時很近，你看我時很遠”借云抒發(fā)一種對于愛人的信任與希望她能自由的心情，，他眼里的愛情適合莎翁，都是絕對自由的；新詩出現(xiàn)之后，也是自由戀愛走向頂峰的時候，這一段時間的詩人們爭先恐后地“著文章以自娛”，涌出大量優(yōu)秀作品，海子、顧城、北島、舒婷……他們將愛情詩甚至說是詩推向世界，讓世界真正的了解了中國詩。

　　詩并非意無歸著的泛詠愛情，而是在個人愛情生活的體驗、社會愛情現(xiàn)象的觀察基礎上所進行的藝術概括與創(chuàng)造。而中國詩以自己獨特的含蓄式爆發(fā)創(chuàng)造了一系列的優(yōu)秀作品，中國的愛情詩就是這樣吧，含蓄式的爆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