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牽于外，情理動于內(nèi)，隨感遇而形于詠嘆”(《與元九書》)的《〈琵琶行〉并序》，是白居易 “因琵琶以托興”(明人周敬、周珽輯《唐詩選脈會通評林》)的大痛長恨的流吐傾泄。詩人 “感商婦之飄流，嘆謫居之淪落”(清人史承豫《唐賢小三昧集》)，所以“其意微以顯，其音哀以思，其辭麗以則”。(《唐宋詩醇》賞評認(rèn)定《〈琵琶行〉并序》)詩以曲達(dá)之情辭，精妙之興感，宛轉(zhuǎn)周詳?shù)貍鬟f寄寓著詩人“別有幽愁喑恨生”的悲悵怨憂之情。可是，詩序則以冷凝的直言慨嘆，迥異于“比興相緯，寄托遙深”詩情詞心，其苦楚思致似乎也僅僅只給予了輕風(fēng)微波似的“鋪陳直書”。凡此，都應(yīng)值得思考玩味。

　　然而，歷來詩評家似乎都只把鑒賞品味的興致心志僅僅“聚焦”于《琵琶行》詩上，而基本上置“詩”之“序”于不顧，即使留意一下，也頂多將其作為“背景”或 “本事”來看待。現(xiàn)緣“序”品“詩”，從“詩”“序” 體分要殊著眼，彰顯其異同分合的本旨所系，以求得獲白樂天之“意寄志存”的“新解”。

　　為說明問題，擬先將“行”與“序”略作分辨。

　　“行”為樂府詩體，沿至唐代白居易時，早已是“即事名篇，無復(fù)依傍”。其本義至今猶考釋難定，但其詩體特征，前人據(jù)詩評解，切入旨要者，足可信而遵循。如宋人張表臣認(rèn)為“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者謂之行”(《珊湖鉤詩話》)，明人徐師曾則認(rèn)為“步驟馳騁，疏而不滯者曰行”(《文體明辨序說》)。這類形象化的比喻描述之說，揭示了“行”體詩的鋪排敘事，舒緩急促，跌宕曲直，暢曉靈動的特點。胡震亨《唐音癸簽》說“衍其事而歌之曰行”，其“衍”就更直言明揭其 “即事名篇”“緣事而發(fā)”的以興感鋪敘為要旨的特征。與此相應(yīng)，其章法藝術(shù)之講究自然也不同于其他詩體。明人王世貞《藝苑卮言》認(rèn)為“七言歌行，……其發(fā)也，如千鈞之弩，一舉透革。縱之，則文漪落霞，舒卷絢爛。一入促節(jié)，則凄風(fēng)急雨，窈冥變幻。轉(zhuǎn)折頓挫，如天驥下坂，明珠走盤。收之，則如柝聲一擊，萬騎忽斂，寂然無聲”。這既與其鋪敘敷衍，緣事發(fā)慨因情寄興密不可分，也與感蕩人心，引發(fā)神思的詩藝魅力極為相關(guān)。而沈德潛在《說詩晬語》中更是具體而微地點撥道：“歌行起步，宜高唱而入，有‘黃河落天走東海’之勢。以下隨手波折，隨步換形，蒼蒼茫茫中，自有灰線蛇蹤，蛛絲馬跡，使人眩其奇變，仍服其警嚴(yán)。至收結(jié)處，紆徐而來者，防其平衍，須作斗健語以止之;一往峭折者，防其氣促，不妨作悠揚搖曳語以送之，不可以一格論。”至于“用字須字字牢壯，用句須句句挺勁，用調(diào)須抑揚頓挫，用意須斬截淋漓，使讀之歷歷落落，有金石之節(jié)，眉開目朗”(徐增《而庵說唐詩》卷三)的講究推崇，更是“即事名篇”“緣事而發(fā)”的以敘事寫真為其骨，以傳情抒懷為其神，以寄意致思為其氣的機變隨意之應(yīng)求了。凡此種種，這都與感人心脾，催人快讀，引人卒讀，令人回味，使人傳誦的藝術(shù)魅力相與因成。據(jù)前述考辨，“迤邐詳盡”的《琵琶行》的“位置森嚴(yán)，筋脈聯(lián)絡(luò)，走月流云，輕車熟路”(胡應(yīng)麟《詩藪》)的特點彰顯，正是“歌行體”的“當(dāng)行本色”的風(fēng)貌神情之圓潤飛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