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蘭詩》產生于民間，在長期流傳過程中，有經后代文人潤色的痕跡，但基本上還是保存了民歌易記易誦的特色。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民族文化融合與《木蘭詩》。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民族文化融合與《木蘭詩》

　　摘要:《木蘭詩》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結晶,木蘭是一位深受草原游牧民族文化影響的漢家女子,其所蘊含的傳奇美質與文化特色,使她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個。

　　關鍵詞:文化融合;木蘭

　　關于歷史上的民族交流與融合,馬克思曾提出一條極為經典的規律性斷語:“依據歷史的永恒規律,野蠻的征服者自己總是被那些受他們征服的民族的較高的文明所征服。”就中華民族而言,無論是隔江對峙的南北朝,還是曾經一統天下的的元朝和清朝,都不可避免的最終皈依和接受漢民族的傳統文化,稱為“漢化”,這恐怕是中國歷史民族文化交流與融合的主旋律。但同時,少數民族文化對漢族及漢族文化的作用和影響同樣也不容忽視,這就是史家慣常習用的“胡化”。這在南北朝時期的北朝尤為突出。魏晉易代之際,北方游牧民族繼匈奴衰敗之后又相繼崛起了鮮卑、突厥、羯、氐、羌、柔然等少數民族,割據中原,劃片為政,逐步建立政權,成為統治民族,最混亂時稱為“五胡十六國”,而統治北方較為時間長久的和區域廣闊的要算鮮卑建立的北魏政權。而不論何族所建,歷時多久,區域多大,應當說都是民族雜糅共融共生的狀態,而絕不可能是一族所建,一族所居,一族所有。因此,北朝多種民族雜糅共存,多種文化交流滲透,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的局面,才是草原敘事詩的巔峰之作《木蘭詩》產生的基石,才是它蘊藏豐富美學價值和藝術價值的源泉,也是分析解讀《木蘭詩》的鑰匙。

　　《木蘭詩》這一古代奇詩的產生年代和作者至今眾說紛紜。南朝陳時人智匠所編的《古今樂錄》最早記錄了《木蘭詩》的詩名,但無具體作品;郭茂倩編著的《樂府詩集》將其列入《梁鼓角橫吹曲》類,但并沒有明確其時間屬性,只籠統地說其為“古辭”;《古文苑》、《文苑英華》等文集將其作為唐人的詩作;清人沈德潛編選《古詩源》收錄《木蘭辭》時的觀點更為矛盾,一方面認為《木蘭詩》“斷以梁人作為允”,是“梁詩”,另一方面又認定《木蘭詩》“乃北音也”,“北音鏗鏘,鉦鐃競奏,《企喻歌》、《折楊柳歌辭》、《木蘭詩》等篇,猶漢魏人遺響也。”(《古詩源・例言》)余冠英編著的《樂府詩選》將其收錄為北朝樂府民歌類。現在基本上沿用了余冠英《樂府詩選》的觀點。但是沈德潛的看法也值得注意,他闡明了《木蘭詩》確為一首反映了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現象的、顯示了多元美學價值的長詩, 應將其放入到北朝這個特殊的“漢化”、“胡化”并存的文化大背景下去認識。

　　通常諸種文學史和賞析《木蘭詩》的作品,都把木蘭當作一位具有明顯漢化特征的鮮卑族奇女子形象。而我以為,如果將木蘭歸列為游牧民族的話,無疑就消減了花木蘭這個受到歷代人民喜愛的女子的份量和價值,特別是與北朝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文化沖突、交融最為激烈和緊密的事實不相切合。我們知道,北朝特別是北魏民族雜糅融合的程度較高,一定程度上很難分清是漢人還是鮮卑人。在這樣一種特殊的背景下,我們沒有必要確指木蘭為哪一族人,她只是浸潤在文化、習俗、價值觀念等多元文化形態交融時期的一個在認識上有悖規常,行為上超凡出奇的北方的奇女子而已。然而,如果不將木蘭的民族屬性歸類的話,似乎很難細致分析她的英雄傳奇人生的美學內涵,因此,我認為不如將她定性為一個生長在胡漢共居地區,身受多種民族文化影響,具有高尚愛國主義情操,渴望和平安寧幸福生活,講求自我人生價值實現的漢家奇女子形象。這樣歸類的原因有:花木蘭之所以成為世代相贊的英雄,并不是她有如劉蘭芝那樣的對愛情的忠貞不二,以死殉情,也不像秦羅敷那樣容貌傾國傾城,智慧超群,而是她面臨家中無人出丁、老父年邁體衰的人生窘境,為父分憂。這樣代父奔波、替父解難的孝道觀念就成為她女扮男裝、替父從軍的唯一也是主要的心理動機,而這也恰恰是后世百姓最為擊節贊賞之處,體現了漢民族道德價值的核心內容―孝道。而受匈奴文化影響甚重的北朝少數民族,此時還盛行著“貴壯賤老”的習俗,很難產生替父出征的傳奇故事。同時, 花木蘭功成名就,不愿接受朝廷的封賞,回歸故里,這依然是漢民族孝道觀念在發生著作用,在沒有明確人生歸屬之時,依親父母,侍養家人,是封建社會女子的唯一出路。倘若為鮮卑女子,理應應詔入朝,引領軍隊。因為在匈奴作戰過程中,確實出現過閼氏作為主帥統領女作男裝,“負甲以戎”的女兵作戰的史實,史籍中也有記載。更何況《木蘭詩》中有“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這樣漢家女子極為傳統的“女工”之習以及梳裝打扮極為細膩完整的生動描寫。由此,將她的族姓生拉硬扯歸之為某種少數民族,只能弱化這位奇特女子的價值內涵。

　　《木蘭詩》作為融合了多種民族文化素質的敘事詩,它所體現北方游牧民族所共同崇愛贊同的濃郁的尚武精神、豪壯品格、報國志氣、健壯體魄,以及依稀展示的渴求男女平等、提高婦女社會地位的種種思想傾向,特別是其間還鮮明地顯示了漢家文化的深厚影響,無疑是中國詩歌史上絕無僅有的詩苑奇葩。張萌嘉《古詩賞析》稱:“木蘭千古奇人,此詩亦千古杰作,《焦仲卿妻》后,罕有其儔。”所以將《木蘭詩》這首杰出的北朝民歌置于草原詩篇的行列,應是不爭的事實。

　　作為草原之音的《木蘭詩》是古代草原文學寶庫中第一首民間敘事詩,共62 句,其“事奇詩奇”(清沈德潛語),寫北朝奇女子為父出軍,征戰十載,行程萬里,刀光劍影,拒賞還鄉,重梳紅妝的奇特經歷,不論從內容的剛健有力、催人向上,風格的壯美豪縱,還是藝術結構上的嚴謹別致,語氣的輕快爽利,都將草原詩歌的藝術美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

　　首先,《木蘭詩》重新審視了戰爭題材對于草原文學創作的價值意義,改變了以往草原詩歌展示戰爭側重于創傷、災難、殘酷、痛苦的基本格局,將詩歌主人公由戰爭中被動、受難的狀態,提升到自覺、主動的地位。以木蘭是戰爭的主動參與者的角度,傾情注筆于普通百姓為了家鄉的和平安寧,不畏犧牲,不懼艱難,主動請戰,報效國家的英雄主義行為,這就將社會民眾對于社會人生的嚴肅思考和自我價值實現的積極追求引入草原詩歌,從而真正從本質上還原了草原詩歌雄壯有力、粗豪剛健的美學本色,為后代草原英雄主義文學的蔚為大觀奠定了基礎。

　　其次,《木蘭詩》精雕細刻地展示了奇女子花木蘭的藝術美。她一方面具有著普通女子普遍共有的青春愛美,勤于女工,愛戀父母的慣常心理,讓人頓覺親切逼人,;另一方面她又超越尋常百姓,敢于以自己弱小柔婉之肩挑起捍衛家鄉、國家安寧的重任,建立了不世之功業。這就將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給人以美的想象、美的啟迪。她不僅流淌著漢族女子的血脈,更閃現著北方游牧民族剛健、勇武、豪壯的民族精神的神奇異彩,這就使她具備了多樣的人文特質,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唯一的一個花木蘭,積淀著文學符號化的審美效應。

　　最后,《木蘭詩》體現出鮮明的民間創作和文人潤飾加工相結合的特點,這恐怕是草原詩歌誕生以來的第一次。第一,《木蘭詩》選擇性地吸收了北朝民歌的精華所在,并創造性地為己所用,如《木蘭詩》開始八句“唧唧復唧唧,……女亦無所憶,”就與北朝民歌《折楊柳枝歌》中的“敕敕何力力,……今年無消息”的句子極其相似,但內涵和境界卻迥然不同。前者宏壯中蘊含低吟,透視著欲從軍建功所產生的焦慮和內心斗爭的激烈,后者情緒哀婉,關注的是婚嫁的前途和個人命運,但都朗朗上口,自然流暢。第二,文人之筆的滲透。《木蘭詩》流傳于文風極盛的南北朝,是中國古代文學自覺時代來臨之后的第一個歷史時期,文人自覺地以藝術美介入到民歌的改造與創作中,如《木蘭詩》中高度凝練、對仗工整 、結構嚴謹的關于十年征戰的描寫:“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從時空兩個角度著筆,極富概括地寫木蘭轉戰千里,沙場縱橫,經歷艱險,豪情洋溢的傳奇戰斗經歷,顯然是文人興到稱羨之筆,與其他首尾連綴,口語化、對話式的筆跡有明顯的不同,因此清喬億《劍溪詩話》說:“無名氏之《木蘭詩》,雖詞意高古,而波瀾漸闊,肇有唐風矣。”由于《木蘭詩》蘊含著豐富的美學和藝術價值,它才成為草原詩史上的一顆明珠,閃爍奪目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