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該如何直面小說的主人公姑姑，這是閱讀《蛙》時的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關于這人物形象，莫言坦言是以自己現實生活中的姑姑為原型的，“她是我們高密東北鄉圣母級的人物，有很高的威信，接生了三代人，數萬條生命通過她的手來到了人間。當然小說中的姑姑和現實中的姑姑區別是很大的，現實中的姑姑晚年生活是很幸福的，她在計劃生育工作期間實際上也偷偷地幫了許多人。她絕對不像小說里那樣是個鐵面無私的像一個判官那樣的人物。她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很多人找到她，讓她幫忙，她就悄悄地幫助。有的人家第一胎就生了個女孩，還想生第二胎，那么就撒謊說這個嬰兒生出來就夭折了。這個當時很嚴格，你光說是夭折不行啊，第一要有接生醫生和護士的證明，第二還必須有實物來證明，必須拿出死嬰給他們看。那我姑姑當時就幫人家玩那種“貍貓換太子”的把戲。”(《莫言談文學與贖罪》《東方早報》2009.10.2)

　　莫言的這番坦言向我們揭示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即真正的“圣母級”的人物是怎樣的人物，“她絕對不像小說里那樣是個鐵面無私的像一個判官那樣的人物”，這是莫言自己的話。那么，小說中的姑姑究竟是一個怎樣的藝術形象呢?對此，莫言的自我感覺非常好：“我還比較滿意的就是我寫出來的這個姑姑——鄉村婦科醫生的形象，在最近的30年文學作品里，我還沒有讀到過。”這話說得極其曖昧，因為“沒有讀到過”的“新”的人物形象并不就代表是塑造得成功的人物形象;如果莫言“滿意”的是他在小說中塑造了一個真正“圣母級人物”，那我的看法則正好相反。我認為小說中的姑姑不僅不是圣母，反而是一個生性卑劣、作惡多端的魔鬼，盡管作者給這個人物添加了許多理想的光環，加上了不少理性的粉飾，但“惡魔”的本質依然昭彰。

　　下面我們不妨簡單歷數一下小說中姑姑的非凡“行狀”，看看這是一個怎樣“真實”的“藝術”形象：

　　七歲的時候，姑姑就和奶奶、大奶奶一起被日本鬼子作為人質強行帶到平度城，奶奶、大奶奶當時嚇得只知道哭，而七歲的姑姑卻說出了一番氣壯山河的豪語：“哭管什么用?哭能哭出翅膀來嗎?哭能哭到萬里長城嗎?”甚至當面對日軍司令發難;“我父親是八路，你是日本，八路打日本，你不怕我父親來打你嗎?”真是黃口小兒，童言無忌，無知無畏得讓人目瞪口呆，啼笑皆非。

　　1953年，十七歲的姑姑第一次接生，就對已經六十多歲的民間接生婆——“老娘婆”田桂花拳打腳踢，以示對她的愚昧行醫的懲戒。雖然是“平生第一次打人”，但卻打得非常“專業”，打過之后還志得意滿。這種近乎天生的暴力傾向令人戰栗。雖然“老娘婆”的接生方式愚昧、落后、野蠻，但這種接生方式畢竟一直在民間流傳，且被民眾接受;所以，本意還是行善，而非作惡。所以，你一位十七歲的小姑娘，哪怕階級觀念再強，黨性再強(雖然此時姑姑還不是黨員)，也不應該對一位老人如此施暴，連起碼的尊老敬老之心都沒有，這不能不說是人性的卑劣。

　　1961年，姑姑在公社衛生院開始與被打成右派貶到鄉下的中年女醫生黃秋雅共事，以后兩人一直相伴相仇。在姑姑與黃秋雅的關系上，也頗能體現出姑姑這個人物的變態和瘋狂。 不知為何，姑姑對黃充滿仇恨，甚至有一種虐待狂的病態心理。雖然姑姑也許有理由仇恨黃秋雅，因為在文革中黃秋雅曾經誣陷過她，但關鍵是，在黃秋雅誣陷她之前，在兩人的前期交往中，姑姑對黃秋雅已是劍拔弩張了。這種仇恨心理可說是毫無道理的。因為按照姑姑的說法，黃不過就是“脾氣古怪，要不就是一整天不說一句話，要不就是尖酸刻薄，滔滔不絕”，此外，黃是一個高明而敬業的婦科醫生。所以，作為同樣敬業的婦科醫生的姑姑沒理由對黃這么仇視;否則，就只能歸咎于一種天生的暴力傾向或陰暗心理，就如姑姑對“老娘婆”的態度一樣。我們可以從晚年的已是充滿了懺悔意識的姑姑談起黃秋雅的態度上，清楚地感覺到姑姑這種人性的變態和瘋狂。晚年的姑姑談到黃秋雅這個“落時的鳳凰不如雞”的“上海資本家的千金小姐，名牌大學畢業生”時，竟然是這樣“自我解嘲”的：“我就是那只雞，跟鳳凰掐架的雞，她后來可真是被我揍怕了，見了我就渾身篩糠，像一條吞了油煙子的四腳蛇。”雖然姑姑也感慨黃是一個偉大的婦科醫生，“即便是上午被打得頭破血流，下午上了手術臺，她還是聚精會神，鎮定自若……她那雙手真是巧啊，她能在女人肚皮上繡花……每當說到這里，姑姑就大笑，笑著笑著，眼淚就會奪眶而出。”看，這就是晚年的姑姑對于黃秋雅這樣一位不幸而敬業的醫生的態度，如此恃強凌弱，如此玩世不恭，如此毫無人性，這究竟是豪爽還是刻薄?是圣母還是惡魔?還需要多言嗎?

　　在文革初起時期，姑姑是衛生系統的“白求恩戰斗隊”的發起人之一。“她十分狂熱，對曾經保護過她的老院長毫不客氣，對黃秋雅，那更是殘酷無情。”老院長因為不堪忍受侮辱而投井自殺。黃秋雅在后來的計生運動的“張拳事件”中，由于張拳誣告至國務院，上邊追查下來，結果姑姑讓黃秋雅當了替死鬼。具體情況如何，小說沒有明言。姑姑晚年的“懺悔”對此竟然毫無悔意。

　　當然，姑姑的主要“行狀”還是體現在她作為一名忠誠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者的“杰出”表現上。在這方面，姑姑的變態和瘋狂的人性可以說是暴露無遺。

　　在面對超生者張拳的瘋狂和兇狠時，姑姑表現得比張拳還瘋狂。先是替小獅子承受了張拳的兇狠的一擊，被打得“頭暈耳鳴，眼冒金星星，視物皆血紅”后，又要民兵把搶過來的棍子扔回張拳，“姑姑冷笑著”，“指著自己的頭，說，往這里打!打呀!”硬是把張拳的氣勢給壓下去了。

　　在處理王仁美事件時，姑姑的無理和瘋狂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她居然不是直接對王仁美家下手，而是先對王的鄰居下手，先用鏈軌拖拉機拔倒鄰居的樹，再拉倒鄰居的大瓦房。竟然以這種極其無理、野蠻的殃及無辜的方式，來對王施壓，并以此無理威脅鄰居對王采取行動。瘋狂到不可理喻的地步。

　　在對付王膽的偷生事件時，更是顯示了一種近乎瘋狂的“膽略和智慧”，先是大放煙幕，布疑兵，迷惑對方，同時布下天羅地網，引得王膽上了木筏，然后開始圍追堵截，逼得王膽走投無路，早產喪命，才算作罷。然而，對于這樣明顯慘無人道的行為，莫言在面對記者時的自話自說卻另有一番高論：“真正的憐憫就像姑姑那樣，當看到王膽在船上開始分娩了，這時她上船去幫助她把孩子接生下來。這是一種偉大的憐憫。”這竟然就成了“偉大的憐憫”，布下天羅地網，軟纏硬逼，最后把一個人逼得陷入了絕境，然后在這人臨死之前，不過讓他死得稍稍舒坦一些，竟然成了一種“偉大的憐憫”?這是怎樣的邏輯?明明已經將人逼上死路，卻還要冠以“偉大的”人道名號，殊難理解。

　　以上種種行狀，哪里有絲毫“圣母”的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