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演講的題目叫“我為什么寫作”。以我個人的經(jīng)驗看，一個作家從他寫作的開始，一直到他寫作的終止，在這個漫長的寫作過程當中，他的寫作目的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并不是說一開始確定了，然后一直沒有變化，它是隨著作家本身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豐富、社會的變遷、作家個人各方面的一些變化而變化的。剛開始的時候你拿起筆來寫小說或者詩歌，一直到你寫不動了為止，其間可能要經(jīng)過很多次的變化和發(fā)展。

為一天三頓吃餃子的幸福生活而寫作

　　我最初的文學動機跟魯迅確實是有天壤之別的。魯迅先生以國家為基準，以民族為基準，要把當時的中國的“鐵屋子”鑿開幾個洞，放進幾線光明來促進社會變革。

　　而我早年是農(nóng)民，每年都在地上鑿很多的洞。我很早就輟學，沒有讀過幾本書。我的讀書經(jīng)驗也在一些散文里零星提到過。因為當時的書很少，每個村莊里大概也就那么幾部書，比如說老張家有一本殘缺不全的《三國演義》，李大叔家可能有兩冊《西游記》，還有誰誰家還有幾本什么書。當時這些書讀完以后，我感到我已經(jīng)把世界上所有的書都讀完了。當兵以后，我才知道自己目光短淺，是井底的青蛙，看到的天空太小了。

　　我的一個鄰居——山東大學的一個學生，學中文的，后來被劃成“右派”——每天跟我在一起勞動。勞動的間隙里，他“右派”本性難改，就經(jīng)常向我講述他在濟南上大學的時候所知道的作家故事。其中講到一個作家——一個很有名的寫紅色經(jīng)典的作家，說他的生活非常腐敗，一天三頓都吃餃子，早晨、中午、晚上都吃餃子。在上世紀60、70年代的農(nóng)村，每年只有到了春節(jié)大年夜里，才能吃一頓餃子，餃子分兩種顏色，一種是白色的白面，一種是黑色的粗面。我想：“一個人竟然富裕到可以一天三頓吃餃子，這不是比毛主席的生活還要好嗎?”我們經(jīng)常產(chǎn)生一種幻想，饑腸轆轆時就想：“毛主席吃什么?”有人說肯定是每天早晨吃兩根油條，有人說肯定是大白菜燉肥肉。我們都不敢想象毛主席一天三頓吃餃子，這個鄰居居然說濟南一個作家一天三頓吃餃子。我說：“如果我當了作家，是不是也可以一天三頓吃餃子?”他說：“那當然，只要你能夠寫出一本書來，出版以后稿費就很多，一天三頓吃餃子就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