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緊迫而重要的課題，感覺敏銳的作家總是能及時嗅到時代的氣息，將其滲透到自己對時代、社會的感受與思考中，并及時反映在作品里。秦嶺、蘇童和莫言這三位來自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知識文化背景和人生經歷的作家，以其敏銳的感受力將其創作的筆觸伸向社會轉型期農村農民的現實生活，以表現特定的生存環境里尖銳深刻的思想矛盾。作為表現“三農”問題的重要作品，秦嶺的《棄嬰》、蘇童的《拾嬰記》和莫言的《棄嬰》具有明顯的共同特征，他們共同拓展了藝術表現真實生活的空間，可以稱得上是“棄嬰三部曲”。特別是這三部短篇小說都是以“嬰兒”為主題意象，對當代社會各階層的人進行了人性、靈魂、道德、情感上的深入開掘。所謂主題意象是指作為一種中心象征能與作品的主題發生緊密聯系的意象。作家把自己意欲表達的寓意寄寓在主題意象中，讓它透射出作品的基本意旨。“嬰兒”作為這三部小說構思的核心貫穿故事發展的始終，因為蘊含多個意義而上升為主題意象。

　　一、“嬰兒”意象的設置方式

　　“嬰兒”這個意象在三位作家的作品中赫然醒目，這種設置方式寄托了三位作家不同的意念情思，其意象的設置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在題目中設置“嬰兒”意象。題目是一部作品中作者最集中、最凝練表達主要信息的部分，它引導讀者準確地理解作品，正確評價其中的人物。秦嶺、蘇童和莫言這三位小說家不約而同地將“嬰兒”這個意象安置在題目中，強化了作品的象征意味。“嬰兒”這個意象在小說中不僅具有一般性的個別意義，而且帶有對人性、生命、生存等思考的普遍意義。這就是作品題目本身呈現出以明確意義為軸心的和諧復義效果狀態。“嬰兒”這個意象在題目中的出現，不僅揭示了文本的寫作重點，更由這個意象發出對當代社會人生存狀態、生存命運以及人性的關注，具有值得深思的意味。

　　(二)以“嬰兒”為意象串聯整個故事，將人物與故事巧妙地編織在一起。秦嶺的《棄嬰》主要以明、暗、隱三條線編織“嬰兒”的命運，明線是依次出場的同行的四個路人、四十多歲的中年男人、一男一女的兩個年輕人、幾個民工，他們對嬰兒紛紛表現出不同的態度。暗線是芍藥和球兒這對農民夫婦對嬰兒出生前的企盼、出生中的喜悅以及由此產生的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憧憬與向往。隱線是反復寫到的老楊家的女兒用“三陪”換來“威風凜冽的大騾子”。這三條線都是以“嬰兒”為線索展開的，三條線索相互交織、相互搭配，極大突出了“嬰兒”無處遁逃的悲劇命運，以強烈的藝術感染力突出了小說的現實批判力量。蘇童的《拾嬰記》則是一個“擊鼓傳花”式的故事。文本中出現了了羅慶豐、盧杏仙、羅慶來、李劉奶奶、幼兒園阿姨、張勝夫婦、老年等一系列與嬰兒發生關系的人，這些人物的出現時以“嬰兒”為線索，通過與相關人物發生的相關關系表現人性的冷漠。最后魔幻的一筆有力地推動了小說的敘述情節發展，這種藝術虛構是合乎生活邏輯的。而莫言的《棄嬰》則是以葵花地為敘述背景，以我撿到嬰兒為敘述主線，通過父母、妻子、女兒和政府工作人員面對這個被遺棄“嬰兒”的表現構思全文，文本中的“我”以低沉、抑郁的敘述基調表現個人的無奈與感傷。

　　(三)通過對“嬰兒”意象的反復強調使其轉化為包裹著作者思想意念的象征性意象。沃倫認為，象征“具有重復與持續的意義。一個意象可以被轉化成隱喻一次，但如果它作為呈現與再現不斷重復，那就變成一個象征，甚至是一個象征(或神話)系統的部分。”[1]由此可以看出，在文本中作者不斷使意象反復出現正是將所要表達的思考、體驗和感悟寄寓其中以喚起讀者的認識。嬰兒作為三部作品中反復出現的意象，是連接作家與讀者之間展開豐富多彩的心靈對話與交流的橋梁。蘇童的《拾嬰記》中“嬰兒”與“羊”是具有相互對照關系的，“嬰兒”如同“羊”一般沉默在文本中不斷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嬰兒”在這段被遺棄的旅行中面對形形色色人始終保持沉默，直到最后發出凄慘的哭聲，蘇童以一種輕松帶有調侃意味的筆觸對“嬰兒”反復著墨，這個“嬰兒”的象征意味似乎更加濃烈了，它象征了一種普遍的冷酷而殘缺的人性，是對人性的高度審視和思考。與蘇童的手法相類似，莫言在文本中多次出現“嬰兒”這個意象，這種反復同樣在寫出對現實人性所表現出來的荒謬，只是將造成這種人性惡的根源追溯到幾千年以來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在秦嶺《棄嬰》這部作品中，“嬰兒”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到作品人物豐富的活動中，但“嬰兒”對應著作品中的“娃兒”反復強調反復出現，故事情節的發展和推進都是圍繞這個“嬰兒”展開，主人公球兒和芍藥對待這個不健全嬰兒所顯現出來的軟弱無力與厭世悲觀，路人面對嬰兒所表現出來的同情與憐憫，作者在不斷反復的強調中使嬰兒富有了明顯的象征意義，這里的“嬰兒”象征著令人無奈而殘酷的現實，這種殘酷的現實產生了一種悲劇效果讓讀者讀出一種痛苦與酸澀，這種象征意味似乎超越了人性而延伸到更加廣泛的社會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