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部小說的簡介，《蛙》可以被這樣說明：《蛙》是一部主要以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為背景，以高密東北鄉為環境的小說。小說主要塑造了“我”的姑姑這一人物形象，通過她對黨的革命事業的執著和與愚昧人們的抵觸勢力的艱苦斗爭反映新中國進行建設所付出的代價和個人對生命的反思。這顯然是一種直奔主題(直達所指)的評論方法，是一種帶有較濃烈的讀后感氣息的評論。本文試圖脫離這種大而無當的模式，盡量立足文本論作品，嘗試一種重視能指的評論模式。分別從《蛙》的語言、敘事、悖論等三個方面進行解讀，以期探幽于《蛙》的藝術之美。

　　《蛙》的語言。《蛙》關于人物語言上的形式有一個明顯的特點：不用引號。有關人物語言的描寫都與敘述混合為一，只用“某某說”或以語境明示或暗示說話者的身份。這樣，人物的語言與事件的敘述達到了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密切程度。除此之外，《蛙》的敘述語言也別具特色。第四部寫“我”在筏上聽“小扁頭”說關于袁腮開的“代孕公司”時，“我”回想到一天早上“小獅子”的異常舉動。敘述語言就在“小扁頭”的敘述和“我”的回憶中往返，仿佛電影中的片段閃現。另外，《蛙》中語言的“含混”。宣傳“男扎”手術時的快板詩中有一句：不出血，不流汗，當天就能把活干。這樣通俗滑稽的用語容易讓人聯想到“把活干”的多重意義。

　　《蛙》的敘事。《蛙》是以“我”寫給杉谷先生的信件為形式展現的，如此，“我”的敘述角度則不斷地在第二人稱與第三人稱之間轉換。《蛙》的每一部都以一封完整的信作為開頭，信的內容基本上無關敘述故事的內容。作為一封信，在信的內容中“先生”這一稱呼的不斷出現是貫穿整部小說的;而在敘述到有關“姑姑”和高密人們的故事時，《蛙》作為一部小說又體現出它以第三人稱全知全能的傳統角度敘述故事。簡而言之，《蛙》的敘述角度是以第二人稱敘述者統領、覆蓋著第三人稱敘述者，以此而使文本結構上具備一種隨處可見的張力，也使讀者隨著敘述角度的變換而獲得更大程度的思考空間、緩和空間，使作品自然而然地在敘述中營造出較為輕松活潑的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