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中國文壇極具有活力的作家，其創作在國內外都享有極高的聲譽和影響，作為一個自覺的文體革新者，其小說一直以形式的先鋒性引人關注。 下面一起來看下!

一.“怪味”研究

　　人稱莫言是“怪才”、“鬼才”，源于其作品的怪味。這怪味從何而來?

　　張衛中在《論福克納與馬爾克斯對莫言的影響》一文中認為，莫言1985年以后產生的蛻變深受“福克納與馬爾克斯這兩座灼熱的高爐”的影響。這首先表現在藝術觀念方面的啟迪，從而使得莫言的主體意識得以覺醒，并確立了強烈的悲劇意識和鄉土意識。其次表現在福克納與馬爾克斯的反叛精神，為莫言大膽的藝術探索提供了一種心理依據，使得原體沉淀在記憶中的內容毫不猶豫地翻騰出來。分析福馬對莫言創作影響的文章還有王國華等人的《莫言福克納》，張學軍的《莫言小說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姜智芹在《他者及其作品在國外》中也認為，莫言的創作深受福克納與馬爾克斯的影響。但姜智芹同時也認為福克納和馬爾克斯對莫言的這種影響并非刻意模仿他們的故事內容和敘事手法，而是深入地研究他們觀察生活的方式和對人生對世界的看法。

　　莫言小說之所以被人認為怪，是因為他的作品與我們日常所見之作品有較大的不同。劉廣遠在《論莫言小說的復調敘事模式》中認為在傳統小說中，作者仿佛就是一切，具有支配權、評論權和決斷權，而在復調小說世界中不是這樣的。莫言正是利用復調這種手法讓讀者感受到一種陌生化的思考，其作品總能給人一種新鮮感覺。因為他的小說的敘述充滿怪誕現實主義的色彩，以怪誕的方式敘述了現代社會現象，在荒誕原則下建立起虛構話語世界，這與傳統小說的現實主義手法是相悖的。而郭并茹在《尋找一種敘述方式》中認為：“莫言的小說也許無意于為正史補闋，但其實錄的史傳筆記以及借小人物寫時代的表現方式卻接續了傳統的敘述方式。”

　　有人另辟蹊徑從藝術、哲學等視角來探討其“怪”的淵源。吳非《莫言小說與印象派之后的色彩美學》中認為，《紅高粱》、《紅蝗》、《白棉花》等作品在藝術語言上主動認同于西方現代繪畫美學，這種色彩感在作品的情感 ――形式結構中的表現，吳非稱之為繪畫對文學的占有。而劉清虎《莫言的生存哲學》中認為，莫言為筆下的人物提供了兩種生存方式――反抗與忍耐，但同時又對其作用和力量進行消解，這其實反映出一種生存悖論。也正是由此引出的深入思考促使莫言對自己的生存哲學和“高密東北鄉”進行改造。他不僅對這個荒誕頹廢的世界和人類面臨的生存困境作了淋漓盡致的表現，而且在苦苦的探索之后終于找到了一個自我拯救的武器――訴說。文章卻對此表示了懷疑，以為莫言關心的已經不是偏于一隅的某些人的生命意義上的生存問題，而是整個人類的哲學意義上的生存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