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位非常優秀的作家，他的獨特思維、藝術個性，都已在中國文壇乃至世界文學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摘取諾貝爾文學獎可謂實至名歸。’這是陳忠實對他的評價，下面是小編收集的有關莫言與故鄉的故事，歡迎大家閱讀!

　　獲獎

　　家里電話響起的時候，妻子杜芹蘭看了看表，18點半剛過，天已經全黑了。葫蘆餡兒的餃子剛下鍋，還沒端上飯桌。今天是諾貝爾文學獎揭曉的日子，莫言最愛吃餃子，杜芹蘭尋思著，“不管得不得獎，晚上都包頓餃子吃”。

　　自從半個月前“莫言極有可能獲得諾獎”的消息見諸網絡后，全家就從北京回到了山東高密。莫言的家在縣城一個僻靜的小區里，三室一廳的房子買了沒幾年，樓下住的就是他的大哥管謨賢。為了躲避媒體，莫言換了個本地的手機號，只有極少數人能聯系到他。中秋節時，他回老家平安莊看望了父親和二哥，但來去匆匆，“坐了個把小時就走了”。那時候，村里人還不知道有關他的諾獎傳聞，等到聽別人說起時，已經打不通他的電話了。平日里，除了早晚去小區旁邊的植物園散散步，偶爾跟朋友趕個大集之外，莫言很少出門。雖然書房里擺著臺電腦，但他基本不上網，小外孫才1歲半，媽媽不讓看電視，客廳里的電視機一直用布蓋著。莫言盡量屏蔽著外界對諾獎的紛擾喧囂。

　　其實，有關莫言要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早在五六年前，每到諾獎評選的時候，莫言總是被提及最多的中國作家。他得獎多，作品數量多，被翻譯成外文的也多，以至于文學圈子里流傳著一個說法，說“莫言是最接近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就在前一天，村子里來了兩個本省記者，說起網上的傳聞，家里人才知道有這么回事兒。二哥管謨欣帶著記者去莫言出生的老屋子里拍了幾張照片，今天上午又來了兩個，除了拍老屋子，二哥還帶著他們去6公里外的孫家口小石橋上照了相，也就是當年電影《紅高粱》的拍攝地。

　　但是，年年說，卻年年落空，久而久之，就連身邊的人也麻木了。10月11日上午，諾貝爾文學獎揭曉前，我們去平安莊采訪，堂弟和二哥都覺得：“懸!全世界才一個，再說評委都是外國人，可能性太小了。”90歲的老父親耳朵背，一臉茫然的神情：“不能吧?真的嗎?”他對諾貝爾文學獎了解不多，但卻知道它的分量——“聽說中國寫小說的還沒人得過。”就連莫言自己也覺得諾貝爾文學獎無限遙遠，“渺茫著呢”，前一天跟朋友趕集的時候，他還這么說。

　　但是，這一通簡短的電話，改變了一切。

　　來電的是瑞典文學院常任秘書彼得·恩格倫，他事后接受采訪，問及莫言得知自己獲獎后的反應時回憶道：“他狂喜并惶恐。”對方問莫言該如何慶祝，莫言回答：“也沒什么好慶祝的，跟家人吃頓餃子吧，因為我最喜歡吃的就是餃子。”當然，掛斷電話前，對方囑咐莫言，先別聲張，待會兒公布了再說。

　　正式公布結果的時間定在北京時間晚上19點鐘。隨著這一時刻越來越近，老家平安莊的氣氛也漸漸緊張起來。我們傍晚18點鐘返回二哥家的時候，他剛跟父親吃完晚飯，正守在電視機前看央視新聞頻道，記者們都已散去，家里顯得有些冷清。入夜天也涼了，街道上不見人影，昏黃的路燈下，堆著一座座小山似的玉米棒子，村子很安靜，只有偶爾傳來的幾聲狗叫。二哥不斷接到電話來詢問結果，問得多了，他也有些不安起來，自言自語：“電視里能演嗎?是這個頻道嗎?”父親就坐在電視跟前，一如往常地沉默，耳朵聽不見，只能看字兒。不一會兒，當地電視臺的幾個記者扛著機器找上門來，狹小的屋子里有些擁擠，父親就起身去了另一間，按往常的習慣，他該睡覺了。

　　19點已過，新聞聯播剛播了第一條新聞，家里的電話又響了，二哥接起，聽了幾秒鐘，說道：“哦，得了?”他掛斷電話，轉身告訴我們，是堂弟打來的，說鳳凰衛視播了，是莫言。

　　“啊?!”

　　“真的?真的是莫言?”

　　“快上網!快上網!”

　　屋子里頓時亂作一團，空氣好像在瞬間爆炸了。有人慌亂地掏出手機上網，攝像師馬上拉開架勢扛起機器，電視臺的女記者興奮地跳著說：“我們在見證歷史啊。”隨即把話筒遞到二哥面前：“你高興嗎?”二哥已經樂得合不攏嘴，趕忙起身到父親房間報喜。父親坐在炕沿上，少有表情的臉上終于露出了一絲笑意，但過了一會兒，他好像還不放心，又來問老二：“電視上演了嗎?”可能他覺得只有央視上播過才算最終確認。

　　過了沒幾分鐘，又一路人馬扛著機器急匆匆闖了進來。他們自報是日本NHK電視臺駐上海站的記者，剛剛從青島機場打出租車趕到。早先傳聞說，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會在莫言與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之間角逐，日本的媒體自然高度關注，據說在日本也有記者守候在村上春樹家門前，只待最后懸念揭開。為首的一位日本男記者剛一進門就給了二哥管謨欣一個熊抱：“啊，莫言老師，我曾經采訪過你，還記得嗎?”原來，因為房間燈光昏暗，對方認錯了人。反應過來后，大家才意識到——“莫言呢?”

　　尋找莫言，成了這一刻記者們的第一要務。高密是個縣級市，這兩天已經陸續集中了幾十個記者，大家分散在縣城的各個賓館里，好像只等這一聲令下，立即出動。

　　接過獲獎的電話后，莫言下樓到大哥家走了一趟，他告訴大哥，明天估計會有很多記者找上門來，我不想說什么，麻煩你幫我頂一下。可是，記者們哪里等得到明天。找不到莫言，市領導們的電話都快被打爆了，無奈，領導出面勸說莫言，晚上21點鐘在當地最高檔的鳳都國際大酒店召開新聞發布會。

　　我們是在從平安莊趕往高密市途中得到這個消息的。離開村子的時候，已經有反應快的村民去買了煙花，擺在路口放起來。有人披著夾襖從胡同里竄出來問：“誰家大半夜的結婚啊?黑燈瞎火地放什么炮!”捂著耳朵點炮的人答道：“咱村莫言得大獎了，中國人第一個!”莫言寫的小說，絕大部分村民并沒有讀過，印象大多還停留在當年來這里拍的電影《紅高粱》，但這并不妨礙孩子們像過節一樣沖上街頭撒歡地鬧，男人們招呼著去買酒喝，女人們則紛紛感慨莫言又給平安莊爭了一回光。

　　新聞發布會只持續了半小時，莫言從一出場就被團團圍住，一片長槍短炮中，莫言淡淡地說，之所以獲獎，大概是因為自己始終站在人的角度上寫人，作品超越了種族和地域的限制。眾記者散去后，市領導們宴請莫言，夜里23點多，眾人走出酒店門口時，天空騰起絢麗的煙花。人人臉上洋溢著興奮之情，反倒是莫言，仰頭看著五彩煙花，仿佛陷入一種游離于外的沉思。

　　不知是誰說，待會兒莫言還要回平安莊，村里的鄉親們也為他備了煙花慶祝。但當我們于凌晨趕到平安莊的時候，發現村子已經睡著了，有人打來電話說慶祝活動改在了拍《紅高粱》的孫家口小石橋上。趕到一看，漆黑一片的膠萊河，兩輛面包車停在兩個橋頭打著燈照亮，已經廢棄多年的小石橋上站滿了人，腳下擺滿了啤酒和各式各樣的熟食，原來是一幫當地的文學愛好者們在抒發激動之情呢!大伙邊喝酒吃肉，邊吟詩高歌，有人跺著腳下的石板喊：“當年咱爺爺們就在這橋上打敗了鬼子，今天莫言又贏了一回日本人(指村上春樹)。”有人高聲附和道：“沒有這橋，能有今天的鞏俐、張藝謀嗎?”村支書也難掩驕傲，開始謀劃著怎么讓這座已經被遺忘多年的小石橋煥發出新生命……

　　莫言自然沒有來，聽說他還特意囑咐，今晚就別放煙花了，以免擾民。當晚，他回家的時候已經凌晨。“累壞了，也沒顧上洗澡，吃片藥就睡了。”妻子回憶。第二天，高密大街上的電子廣告牌就全部打出了祝賀莫言獲獎的字樣，老家的房子里也擠滿了前來采訪二哥和父親的記者。二哥幾乎一夜未睡，嘴上急起了燎泡，他笑言自己是“禿頭跟著月亮走——沾光了”。眾生喧嘩中，或許只有家人才更能體會這個獎的個中意味。

　　第二天傍晚，我們敲開了莫言家的門。開門的妻子杜芹蘭顯得有些不知所措，客廳里擺了幾個花籃，這位樸實的家庭婦女之前從來沒有接受過記者的采訪，突如其來的媒體轟炸似乎把她給震住了，一言一語更顯小心，好在有小外孫的哭鬧聲，稍稍緩解了空氣中的拘謹。結婚33年來，夫妻二人雖然在文學創作上沒有太多交流，但莫言所受的苦她卻看在眼里記在心上。在部隊時，莫言利用晚上的時間在倉庫里寫作，夜里餓了就啃大蔥充饑，從此落下了胃病，直到現在還經常折磨他。雖然已經成了知名作家，但莫言用的筆，還是多年來一直用的一支1.5元的鋼筆。2006年，他在北京借住到一個朋友的房子里，用了43天時間，耗去3瓶墨水，寫出了43萬字的《生死疲勞》。令眾人狂歡的諾貝爾文學獎，在妻子看來，不過是讓莫言多年的辛苦寫作終于得到了一絲安慰。“他寫得很苦，晚上常常睡不著覺，想起什么就爬起來記在紙上，寫的時候遇到卡殼，就敲著自己的腦袋做苦悶狀，說自己怎么這么笨，像個孩子一樣。”杜芹蘭眼里閃著淚光。

　　雖不喜言談，但莫言是個幽默的人，并且他的幽默里帶著真誠，有時讓人哭笑不得又不得不深思反省。有記者問：“得了諾獎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他答：“意味著我得出來見你們。”又有記者問：“得了大獎，你會離開高密，或者離開中國去國外定居嗎?”他答：“永遠不會。”作家與故鄉，是一個恒久的命題。那么，家鄉高密，對莫言的成長和文學而言，用他自己的話來歸納，無外乎兩個詞——饑餓與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