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唐代山水田園詩派代表之一的孟浩然,經常被前人以一種隱逸的姿態來進行解讀。但這種隱逸情懷的深層面卻是與他仕隱情結的矛盾和融通密切相聯系的。

　　袁行霈先生在《李白詩歌與盛唐文化》一文中贊譽李白是“盛唐文化最為優秀的代表”。但就是如此天才絕倫、風姿高逸的李白,卻寫出了“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白《贈孟浩然》)的欽仰之語。而令李白這般欣賞的便是他的前輩詩人孟浩然。

　　一歸隱待仕的積極進取之心

　　據《舊唐書・文苑傳》記載:“孟浩然,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來游京師,應進士,不第,還襄陽。張九齡鎮荊州,署為從事,與之唱和。不達而卒”。孟浩然的經歷在唐文人中是相對比較簡單的,但往縱深處探究,他的經歷卻也是比較典型的。

　　孟浩然的前半生在襄陽幾乎都過著隱居的生活,但是在他的隱居歲月里,儒家宣揚的入世致用思想總是困擾著他的人生追求和詩歌寫作。其詩或明或隱、或正或側地表達了對建功立業的強烈渴望。孟浩然的早年隱居是為出而隱,是在以隱居的名義下打出自己“處江湖之遠”的名氣,來引起“居廟堂之高”的統治者的注意,是為積極入世做準備的。這在當時的唐代儼然已成一種風氣。孟浩然在詩歌里所體現出來的才情韻氣,很大程度上是與體現唐朝社會整體利益的儒家入世思想,體現盛唐文化中的建功立業之志是相聯系的。

　　孟浩然在構建他美好入世理想的同時,也向往著山林隱逸的高趣。這種隱逸的高趣正是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他身上的體現。唐士大夫們一方面汲汲奔走于仕途宦海,以求在入世致用中實現自身的人生價值,另一方面又希望在承擔社會化使命的同時保持自身人格的獨立與人生自由。道家作為儒家的對立面,相反相成地對孟浩然的人生觀、文化心理結構和藝術理想、審美情趣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孟浩然與自然界的溝通與親和,只是為尋求一種精神上的寧靜與超脫,是對自我人格獨立和生命高潔的自然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