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游所處的時代，正是我國歷史上民族矛盾異常尖銳的時代。在十二世紀初，我國東北地區的女真族建立了金國。在陸游出生后的第二年，金國占領了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開封市);第三年把徽、欽二帝擄去，北宋亡國。而當欽宗之弟趙構逃到南方，在臨安(今浙江杭州市)建立了政權之后，不但不發憤圖強，收復失地，反而任命臭名昭著的漢奸秦檜做宰相，一意向金人屈膝求和。紹興十二年(1142年)和議告成，趙構競無恥到向金國皇帝自稱臣子，并答應每年獻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跟金人劃淮水為界。從此北方的大好河山淪為金人的領土，北方的廣大人民橫被金人奴役，而南宋小朝廷也只是偏安一隅，在敵人的威脅壓榨下茍延歲月。后來宋孝宗趙眘與金簽訂的“隆興和議”及寧宗趙擴與金簽訂的“開禧和議”，照舊屈辱求和。這種局面，當然是一向反對民族壓迫的廣大漢族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這一歷史時代，不知有多少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挺身而出，展開了不屈不撓的斗爭，而陸游則是他們在文學戰線上的杰出代表。

　　陸游一生經歷了北宋的末年和南宋的前半期。由于幼年在敵人入侵下倉皇逃難，以及家庭和親友的愛國言論的啟發教育，陸游對當時的嚴重民族災難有著極其深刻的感受，因而早在青少年時期，就在心靈深處埋下了愛國復仇的種子。此后無論在朝廷和地方做官，到川、陜前線從軍，直至晚年在紹興老家閑居，這顆種子生根、發芽、挺干、開花，雖然不斷遭到風雨的摧殘，卻也不斷地成長壯大，并且終于結滿豐碩的果實。清朝詩人趙翼的《甌北詩話》中有一段話，說得十分概括，他說：

　　放翁十余歲時，早已習聞先正之緒言，遂如冰寒火熱之不可改易;且以《春秋》大義而論，亦莫有過于是者，故終身守之不變。入蜀后在宣撫使王炎幕下，經臨南鄭，瞻望鄠、杜，志盛氣銳，真有唾手燕、云之意，其詩之言恢復者十之五六。出蜀以后，猶十之三四。至七十以后，……是固無復有功名之志矣，然其《感中原舊事》云：“乞傾東海洗胡沙”，《老馬行》云：“中原旱蝗胡運衰，王師北伐方傳詔，一聞戰鼓意氣生，猶能為國平燕趙”，則此心猶耿耿不忘也。臨歿猶有“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之句，則放翁之素志可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