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我和一個朋友去新疆吐魯番旅游，被當地的奇山異石吸引，離開現成的游覽小徑，跑進了荒山野嶺。前面是一座小山，亂石磊磊，看不出任何人跡獸痕，我們決定爬上去。舉目四望，我們相信自己所到之處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爬到山頂卻驚奇地發現，有人已經來過了，他們用碎石碼出了自己的名字。那些名字已經長進了山里，少說也有十年以上。

　　面對這種“到此一游”的題字，我們絲毫沒有感到不適，而是非常興奮，如法炮制地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不知道要等到多少年之后，才會有人再來，通過這些信息穿越時空和我們相遇，或許永遠都不會有。

　　今天，如果我去臺灣旅游，在野柳地質公園的一處巖壁上，赫然發現“中國常州趙根大”幾個大字，我也會和臺灣記者一樣感到不舒服，甚至和大陸網民一樣覺得丟臉。可惡而又可憐的六旬老者趙根大，這些天來成為蜚聲兩岸的名人，被罵得無地自容。大陸游客的種種陋習再次成為話題，也再次和以往一樣，將要在簡單粗暴的辱罵聲中落幕。其實，這也是中國輿論的一種陋習。

　　我想要弄明白的是，自己在吐魯番留下的“到此一游”和趙根大在臺灣留下的“到此一游”之間，有什么樣的區別？為什么前者可以接受而后者遭人反感？或者說，為什么趙根大會弄混這二者的區別，把旅游當作探險，把游人如織的臺北公園當作荒無人煙的吐魯番火焰山？

　　“習慣”是一種習慣性的解釋，有人認為中國人就喜歡聚眾喧嘩，喜歡亂扔垃圾，喜歡簽名題字，喜歡攝影留念，喜歡瘋狂購物。問題是，這些習慣是怎樣養成的呢？又一種習慣性的解釋是，這是民族文化的特性。聚眾喧嘩是集體主義傳統，簽名題字是題壁賦詩的傳統。既然是文化，那外國人最好忍著點。外交部副部長武大偉前不久就說過：“你看，在機場里、餐廳里，大家聚一塊說話的，都是中國人。可這就是一種習慣，我們還看不慣外國人那種小聲嘀嘀咕咕、當著面還要相互咬耳朵呢。”他認為，這些是文化差異，外國人有他們的禮節習慣，我們也有自己的禮節習慣，并不能說誰對誰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