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編》共有8篇，寫作時間從1922年起至1935年止，歷時13年。其中《補天》、《奔月》、《鑄劍》3篇寫作于1922-1926年間，屬于魯迅前期的作品。而《理水》、《采薇》、《出關》、《非攻》、《起死》比較集中地寫于1934-1935年，是魯迅后期之作。

　　《故事新編》在取材和寫法上都不同于《吶喊》和《彷徨》。魯迅自己認為，這是一部“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的總集。

　　在1936年《故事新編》《序言》回溯了寫作《補天》的想法，即“從古代和現代都采取題材，來做短篇小說”。

　　歷史小說寫法上有“博考文獻，言必有據”和“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篇”這兩大類型。而他自己的歷史小說，“敘事有時也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有時卻不過信口開河”。可見他的寫作大體應該屬于“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的這一派。

　　第一組作品，是前期所寫的3篇。

　　《補天》作于1922年冬天，原名《不周山》。魯迅在《故事新編序言》和《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中，都談到了寫作《故事新編》的緣起，提到《不周山》是以“女媧煉石補天”的神話試作的一篇小說。

　　《奔月》與《鑄劍》均寫作于1926年歲末，是魯迅在經歷了“女師大”學潮和“三一八”慘案后，離京南下，在廈門和廣州時寫的。《鑄劍》取材于古代一個動人的復仇故事。

　　前期所寫的3篇歷史小說，主要是通過古代的神話傳說，歌頌了古代勞動人民的偉大的創造精神和復仇精神，贊揚了那些淳樸、正直、堅強的英雄人物，同時也無情地嘲笑和鞭撻了現實生活中的市儈習氣和庸俗作風等等。

　　《鑄劍》，這篇小說的特點是沒有穿插現代化的細節，很認真，沒有“油滑”的東西。魯迅在這給日本友人增田涉信中提到《鑄劍》時說：“但要注意里面的歌”，又說“第三首歌，確是偉麗雄壯”[3]，這支歌是根據《吳越春秋》中“勾踐伐吳外傳”的歌詞改寫的，強調了復仇的意義和性質。《鑄劍》作于“三一八”慘案以后約半年多光景，“三一八”慘案的血痕，使魯迅總結出“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的經驗[4]。

　　第二組是后期寫的5篇小說。

　　《非攻》、《理水》等5篇作于1934-1935年間，距離《補天》等作品已有七八年了。

　　《非攻》與《理水》是歌頌性的小說。在東北三省失守，榆關失陷，華北告急之時，魯迅選取了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創作了《非攻》。歷史上的墨子是墨家的創始人，主張非攻，反對以強凌弱，提倡兼愛、急公好義，其思想代表了小生產者的利益。而在《故事新編》中的墨子，則是一個機智、善辯、反對侵略、反抗強暴的古代思想家的形象。小說在樹立墨子這一理想人物形象的同時，也諷刺批評了那些在“九一八”以后鼓吹“民氣”的“空談家”，暗示出賣國密約的“外交家”，以及國民政府反動派政治腐壞、軍隊無能等狀況。

　　《理水》是《非攻》的姐妹篇，作于1935年11月，當時工農紅軍剛剛完成長征，勝利到達陜北這是《理水》的寫作背景。《理水》歌頌了“中國的脊梁”式的人物——大禹。《理水》對反面形象的描寫也很出色，文化山上學者們趾高氣揚的無聊爭論，水利局大官腦滿腸肥，作威作福的丑惡嘴臉，都被魯迅以諷刺的筆觸，一 一寫來，在嬉笑怒罵中予以極度的輕蔑和嚴厲的鞭撻。

　　《采薇》、《出關》與《起死》3篇小說，是以批判為主，用小說的形式來進行深刻的社會批判。《采薇》取材于武王伐紂的歷史記載，通過周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欲隱逸而不能，終于餓死首陽山的描寫，批判否定了他們消極避世的思想。此外，魯迅還用漫畫化的夸張筆法勾勒了小窮奇君和小丙君這些資產階級文化人侈談文藝，實則趨炎附勢，毫無操守的丑態。小說最后還“捎帶”著提到小丙君家的婢女阿金姐。這是一個虛擬的人物，但魯迅曾寫過《阿金》[5]，這個阿金依靠外國人，橫行霸道，又喜歡散布流言蜚語，但也很 卑怯，是洋大人的奴才。

　　《出關》寫的是孔老相爭，老子失敗后西出函谷關的故事，小說的主題是批判老子的“消極無為”的思想。小說對于孔、老都是批判的，但作品更突出了對老子“無為”哲學的批判。小說中，孔子是一個狡猾的逢蒙式的人物，而老子卻象“一段呆木頭”，作者讓老子西出函谷，走流沙，到處碰壁，突出地描寫了老子在出關過程中的狼狽相。

　　最后一篇《起死》，在構思上與《出關》有聯系。《起死》取材于《莊子至樂》篇中的一個寓言故事，用莊子與骷髏的消極出世和積極入世的矛盾沖突，來批判老莊哲學。這篇作品采用了諷刺短劇的形式，魯迅抓住一系列喜劇性矛盾沖突，尖銳地鞭撻了30年代某些文人宣揚“無是非觀”的欺騙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