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編》共有8篇，寫作時間從1922年起至1935年止，歷時13年。其中《補天》、《奔月》、《鑄劍》3篇寫作于1922-1926年間，屬于魯迅前期的作品。而《理水》、《采薇》、《出關(guān)》、《非攻》、《起死》比較集中地寫于1934-1935年，是魯迅后期之作。

　　《故事新編》在取材和寫法上都不同于《吶喊》和《彷徨》。魯迅自己認為，這是一部“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的總集。

　　在1936年《故事新編》《序言》回溯了寫作《補天》的想法，即“從古代和現(xiàn)代都采取題材，來做短篇小說”。

　　歷史小說寫法上有“博考文獻，言必有據(jù)”和“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篇”這兩大類型。而他自己的歷史小說，“敘事有時也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jù)，有時卻不過信口開河”。可見他的寫作大體應(yīng)該屬于“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的這一派。

　　第一組作品，是前期所寫的3篇。

　　《補天》作于1922年冬天，原名《不周山》。魯迅在《故事新編序言》和《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中，都談到了寫作《故事新編》的緣起，提到《不周山》是以“女媧煉石補天”的神話試作的一篇小說。

　　《奔月》與《鑄劍》均寫作于1926年歲末，是魯迅在經(jīng)歷了“女師大”學(xué)潮和“三一八”慘案后，離京南下，在廈門和廣州時寫的。《鑄劍》取材于古代一個動人的復(fù)仇故事。

　　前期所寫的3篇歷史小說，主要是通過古代的神話傳說，歌頌了古代勞動人民的偉大的創(chuàng)造精神和復(fù)仇精神，贊揚了那些淳樸、正直、堅強的英雄人物，同時也無情地嘲笑和鞭撻了現(xiàn)實生活中的市儈習氣和庸俗作風等等。

　　《鑄劍》，這篇小說的特點是沒有穿插現(xiàn)代化的細節(jié)，很認真，沒有“油滑”的東西。魯迅在這給日本友人增田涉信中提到《鑄劍》時說：“但要注意里面的歌”，又說“第三首歌，確是偉麗雄壯”[3]，這支歌是根據(jù)《吳越春秋》中“勾踐伐吳外傳”的歌詞改寫的，強調(diào)了復(fù)仇的意義和性質(zhì)。《鑄劍》作于“三一八”慘案以后約半年多光景，“三一八”慘案的血痕，使魯迅總結(jié)出“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的經(jīng)驗[4]。

　　第二組是后期寫的5篇小說。

　　《非攻》、《理水》等5篇作于1934-1935年間，距離《補天》等作品已有七八年了。

　　《非攻》與《理水》是歌頌性的小說。在東北三省失守，榆關(guān)失陷，華北告急之時，魯迅選取了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創(chuàng)作了《非攻》。歷史上的墨子是墨家的創(chuàng)始人，主張非攻，反對以強凌弱，提倡兼愛、急公好義，其思想代表了小生產(chǎn)者的利益。而在《故事新編》中的墨子，則是一個機智、善辯、反對侵略、反抗強暴的古代思想家的形象。小說在樹立墨子這一理想人物形象的同時，也諷刺批評了那些在“九一八”以后鼓吹“民氣”的“空談家”，暗示出賣國密約的“外交家”，以及國民政府反動派政治腐壞、軍隊無能等狀況。

　　《理水》是《非攻》的姐妹篇，作于1935年11月，當時工農(nóng)紅軍剛剛完成長征，勝利到達陜北這是《理水》的寫作背景。《理水》歌頌了“中國的脊梁”式的人物——大禹。《理水》對反面形象的描寫也很出色，文化山上學(xué)者們趾高氣揚的無聊爭論，水利局大官腦滿腸肥，作威作福的丑惡嘴臉，都被魯迅以諷刺的筆觸，一 一寫來，在嬉笑怒罵中予以極度的輕蔑和嚴厲的鞭撻。

　　《采薇》、《出關(guān)》與《起死》3篇小說，是以批判為主，用小說的形式來進行深刻的社會批判。《采薇》取材于武王伐紂的歷史記載，通過周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欲隱逸而不能，終于餓死首陽山的描寫，批判否定了他們消極避世的思想。此外，魯迅還用漫畫化的夸張筆法勾勒了小窮奇君和小丙君這些資產(chǎn)階級文化人侈談文藝，實則趨炎附勢，毫無操守的丑態(tài)。小說最后還“捎帶”著提到小丙君家的婢女阿金姐。這是一個虛擬的人物，但魯迅曾寫過《阿金》[5]，這個阿金依靠外國人，橫行霸道，又喜歡散布流言蜚語，但也很 卑怯，是洋大人的奴才。

　　《出關(guān)》寫的是孔老相爭，老子失敗后西出函谷關(guān)的故事，小說的主題是批判老子的“消極無為”的思想。小說對于孔、老都是批判的，但作品更突出了對老子“無為”哲學(xué)的批判。小說中，孔子是一個狡猾的逢蒙式的人物，而老子卻象“一段呆木頭”，作者讓老子西出函谷，走流沙，到處碰壁，突出地描寫了老子在出關(guān)過程中的狼狽相。

　　最后一篇《起死》，在構(gòu)思上與《出關(guān)》有聯(lián)系。《起死》取材于《莊子至樂》篇中的一個寓言故事，用莊子與骷髏的消極出世和積極入世的矛盾沖突，來批判老莊哲學(xué)。這篇作品采用了諷刺短劇的形式，魯迅抓住一系列喜劇性矛盾沖突，尖銳地鞭撻了30年代某些文人宣揚“無是非觀”的欺騙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