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紅玫瑰到飯黏子的宿命

　　1923年10月，魯迅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后改名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文學系講師，每周講授一小時中國小說史。

　　開學第一天，上課的鐘聲還沒收住余音，一個黑影便在嘈雜中一閃，個子不高的新先生走上了講臺。坐在第一排的許廣平，首先注意到的是那兩寸長的頭發，粗且硬，筆挺地豎著，真當得起“怒發沖冠”的“沖”字。褪色的暗綠夾袍與褪色的黑馬褂，差不多成了同樣的顏色。

　　手彎上、褲子上、夾袍內外的許多補釘，炫耀著異樣的光彩，好似特制的花紋，皮鞋也滿是補釘。講臺短，黑板長，他講課寫字時常從講臺跳上跳下，補釘們就一閃一閃，像黑夜中的滿天星斗，熠熠耀眼。

　　女生們嘩笑：“怪物，有似出喪時那乞丐的頭兒!”

　　可是，當他以濃重紹興口音的“藍青官話”開始講課時，教室很快肅靜無聲——課程的內容把學生們攝住了。

　　從此，許廣平總是坐在教室第一排。

　　聽了一年課，她主動給魯迅寫了第一封信，那些信件后來在1933年被編輯成《兩地書》。

　　同時代的情書大多熾烈得肉麻，就像徐志摩的《愛眉小札》，無關的人看了常生出紅燒肉吃多了似的粘膩，《兩地書》卻不同，瑣瑣碎碎的家長里短透出俏皮的會心。我們太熟悉那個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魯迅，與許廣平的信里，冷不丁冒出個小清新、小溫暖、小淘氣的中年怪蜀黍，還真有意外的喜感。

　　兩人照例談女師大反對校長楊蔭榆的學潮，因為學生自治會總干事許廣平是學潮的骨干，也會聊變革時代思想的苦澀與糾結，但最生動的，卻是那些絮叨卻字字關情的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