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些人認為《藥》的故事有著兩條并行的線索，瑜兒同夏四奶奶的親子關系和小栓同老栓、華大媽的親子關系。只就親子的關系來說，應該把瑜兒和夏四奶奶的關系認作主要的，小栓和老栓、華大媽的關系認作次要的。其實這小說的情節的內在聯系，不見得在親子的關系上。從故事的發展看來，全篇以夏瑜的革命為中心線索，其他情節是由此生發出來的。“吃烈士”，也象是一條無形的線索：固然小栓吃了血饅頭，是鮮血淋淋的。渾身黑色的劊子手康大叔，“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以殺頭為業，還要把烈士的鮮血來換硬硬的一包洋錢。管牢的紅眼睛阿義把烈士的衣服也剝下來去換飯食吃。最可痛恨的是夏三爺，謀害自己的侄子，二十五兩雪白銀子的賞金落腰包。告發的、審判的，也都從殺害烈士得到了好處。還有什么花白胡子，什么駝背五少爺，有意無意的也無非是幫兇。

　　徐錫麟烈士和秋瑾烈士等就義于民國成立前四年多。魯迅先生有感于辛亥革命時期烈士們死得寂寞而寫《藥》，這里反映出來了個嚴重的問題，就是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不知道發動群眾、教育群眾、組織群眾的重要性，少數人難以戰勝強敵，結果不免寂寞而死。可是這只是《藥》的一個方面，這篇小說有其更重要的光明的一方面。魯迅先生在《〈吶喊〉自序》上說，“……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

　　《藥》的后半篇上，從華大媽的眼睛看瑜兒的墳：“這墳上草根還沒有全合，露出一塊一塊的黃土，煞是難看。再往上仔細看時，卻不覺也吃一驚;——分明有一圈紅白的花，圍著那尖圓的墳頂。”“花也不很多，圓圓的排成一個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齊。”瑜兒的母親自言自語的說，“這沒有根，不象自己開的!這地方有誰來呢?孩子不會來玩;——親戚本家早不來了。——這是怎么一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