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小事》雖然不是魯迅小說中最好的作品——僅從藝術形式上看，也許還是不成熟的作品之— —— 卻是非常重要的作品，無論從現代小說史還是從魯迅小說創作的道路看，都是如此。但是，由于傳統的研究方法的局限，長期以來，這篇近乎隨筆的小說，不是被從政治、倫理學的角度過分地拔高，就是被粗心地加以否定，以至其獨特的內涵未能得到恰當的揭示。

　　小說最早的推崇者當推茅盾，在《魯迅論》中，茅盾指出，魯迅既老實不客氣地解剖別人，也老實不客氣地解剖自己，并且說《一件小事》和《端午節》，“便是自己分析和自己批評”：

　　《一件小事》里的意義是極明顯的，這里，沒有頌揚勞工神圣的老調子，也沒有呼喊無產階級最革命的口號，但是我們卻看見鳩首因形的愚笨卑劣的代表的人形下面，卻有一顆質樸的。熱而且跳的。在這面前，魯迅感覺得自己的“小”來。

　　在這段分析之后，茅盾引證了小說最后一節文字。此后的肯定此小說的批評家，基本上就著茅盾這一評論中的兩點發揮：一是反映了勞動人民的優良品質(后來逐漸引申出工人階級、無產階級的優良品質的描寫的宏論)，一是表現了魯迅自我解剖的精神(后來引申出提出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自我改造，向工人階級學習的宏論)。

　　根據我們在第一部分的梳理，毫無疑問，茅盾的評論中混淆了作者(魯迅)、敘述者我、故事中的人物我之間的區別，將三者視為同一的。在茅盾之前，成仿吾在《(吶喊)的評論》中，則毫不客氣地指《一件小事》為“即稱為隨筆也很拙劣”，可以說是一筆抹殺。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應如何看待?我們不妨先將這些問題懸置，對小說作一番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