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樓上》從敘述形式上觀察，有一個突出的特征：即人物“我”在講述故事，在人物“我”的見、聞中，引出呂緯甫的故事，從這個意義上說，小說采用了第一人稱次要人物敘事的敘述方位，但是，呂緯甫的故事并不是由人物“我”看到的，人物“我”的“見”只限于引出呂緯甫和介紹呂緯甫的肖像神態，呂緯甫登場后，即以第一人稱主角人物的敘述方位講述了自己的故事，在呂緯甫講述自己的故事時，人物“我”只充當一個聽眾。這樣，這篇小說中出現了兩個人物敘述者，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成為這篇小說闡釋中必須討論的問題。

　　當呂緯甫以人物“我”的方位敘述時，又引進過另一位敘述者的敘述——老發奶奶敘述順姑之死，這段敘述也是直接引語。從敘述形式看，這篇小說包括了主敘述、次敘述和次次敘述三個層次的敘述。主敘述：第一人稱“我——在S城一石居酒樓偶遇十年前的朋友呂緯甫。次敘述：呂緯甫向人物“我”講述十年來的人生經驗。次次敘述：老發奶奶向呂緯甫講述順姑之死。

　　《在酒樓上》的不同層次的敘述之間是什么關系呢?

　　首先研究老發奶奶的敘述。老發奶奶是順姑的鄰居，順姑一家的日常生活她當然常有機會看到和聽到，但是，在小說中，從老發奶奶的敘述看，有些內容并不是親身的見、聞而來，比如“有時還整夜的哭，哭得長富也忍不住生氣，罵她年紀大了，發了瘋。”“整夜的哭”、“忍不住”顯然已經超越了老發奶奶見聞的權力范圍，是一種全知視角了。再如“直到咽氣的前幾天，才肯對長富說……有一夜，她的伯伯長庚又來硬借錢，——這是常有的事，——她不給，長庚就冷笑著說：你不要驕氣，你的男人比我還不如!她從此就發了愁，又怕羞，不好問，只好哭。……”這一段，也沒有權力自限。在是否有權力自限這一點上，老發奶奶的敘述與呂緯甫和人物“我”的敘述都不同，老發奶奶只是充當了一個交待順姑結局并加以評論的說書人。老發奶奶的全知特權，正是呂緯甫敘述的權力自限的補充。沒有老發奶奶的無所不知，這個外在于呂緯甫經驗的事件也就不能如此利落地予以了結，這是老發奶奶敘述的功能之一。但是，我們完全可以替作者設想：如果要利落地了結順姑的故事，也大可不必再引出一個老發奶奶，完全可以讓已經提到的人物阿昭或者“那小子”(順姑的弟弟)或詳或略地或感傷或木然地向呂緯甫敘述，為什么別生枝節地引出老發奶奶這個敘事者?如果考慮到呂緯甫敘述的基調，這個問題是可以解釋的。呂緯甫掛在口邊上的是“無非做了些無聊的事情…”“也還是為了無聊的事”、“也就做了一件無聊事”，他的敘述語調是“無聊的。——但是我們就談談吧。”這樣，順姑的悲劇性的死在敘述出來時就必須“扯淡”，年輕的又是親人的阿昭姊弟都不適合擔任這樣的敘述者，老發奶奶恰是合適的。“但這也不能去怪誰，只能怪順姑自己沒有這一份好福氣”——這是老發奶奶的評論與慨嘆，可謂將順姑之死的悲劇性扯得淡之又淡。將這一具體的人生悲劇納入一個流行了幾百年的陳腐公式，乃是將觸目驚心的生離死別化作街談巷議的一嘆，在語調上與呂緯甫的敘述保持了一致性。這是老發奶奶敘述的第二個功能。順姑之死主因是肺病，次要因素是長庚的誑語，但是相比之下，以當時S城的醫療水平而論，順姑既已得了肺結核之類的病，無異宣判了死刑，長庚的誑語，對順姑之死并沒有直接影響，順姑之死，真如老發奶奶所說，“這也不能去怪誰”，生了這樣的病，死了，在老發奶奶們的觀念中，是非常正常的，至多有點婉惜——“沒有福氣”。但是老發奶奶淡然的主觀敘述中實際包含著順姑的悲劇，一個現代讀者自會在老發奶奶的敘述中，自然地讀出。這是因為順姑作為一個普通的年輕姑娘，不僅美麗、善良、誠摯，而且能干(這在呂緯甫吃蕎麥粉的敘述中已有交代)，又有如此不幸的遭遇，以至她帶著以為自己的男人還“比不上一個偷雞賊”的心靈創傷死去。這一悲劇性一旦與呂緯甫送花的意向相聯系，就具有了對呂緯甫產生影響的力量。這實質上的悲劇性與老發奶奶“扯淡”的敘述構成一種反諷，實際上是呂緯甫心理張力的動力之一(此點在下文分析)。這是老發奶奶敘述的功能之三。從時間關系上說，老發奶奶的敘述，發生在呂緯甫到一石居喝酒之前，從空間關系說，發生在順姑家斜對門，通過呂緯甫的口將老發奶奶的話轉述，避免了地點的分散，保證了小說形式上的集中;而呂緯甫的敘述，是對自己十年以來在不同時空的人生經驗的追述，這就保證了小說整體上的對于三一律的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