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起清朝的文字獄來，也有人拉上金圣嘆，其實是很不合適的。他的“哭廟”，用近事來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據(jù)三民主義以自辯，并無不同，但不特撈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殺頭，則是因為他早被官紳們認為壞貨了的緣故。就事論事，倒是冤枉的。

　　清中葉以后的他的名聲，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說傳奇來，和《左傳》《杜詩》并列，實不過拾了袁宏道輩的唾余;而且經(jīng)他一批，原作的誠實之處，往往化為笑談，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這余蔭，就使有一批人，墮入了對于《紅樓夢》之類，總在尋求伏線，挑剔破綻的泥塘。自稱得到古本，亂改《西廂》字句的案子且不說罷，單是截去《水滸》的后小半，夢想有一個“嵇叔夜”來殺盡宋江們，也就昏庸得可以。雖說因為痛恨流寇的緣故，但他是究竟近于官紳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對于流寇，只痛恨著一半：不在于“寇”，而在于“流”。

　　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記得民元革命以后，我在故鄉(xiāng)，不知怎地縣知事常常掉換了。每一掉換，農(nóng)民們便愁苦著相告道：“怎么好呢?又換了一只空肚鴨來了!”他們雖然至今不知道“欲壑難填”的古訓(xùn)，卻很明白“成則為王，敗則為賊”的成語，賊者，流著之王，王者，不流之賊也，要說得簡單一點，那就是“坐寇”。中國百姓一向自稱“蟻民”，現(xiàn)在為便于譬喻起見，姑升為牛罷，鐵騎一過，茹毛飲血，蹄骨狼藉，倘可避免，他們自然是總想避免的，但如果肯放任他們自嚙野草，茍延殘喘，擠出乳來將這些“坐寇”喂得飽飽的，后來能夠比較的不復(fù)狼吞虎咽，則他們就以為如天之福。所區(qū)別的只在“流”與“坐”，卻并不在“寇”與“王”。試翻明末的野史，就知道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時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際的利害的。宋江據(jù)有山寨，雖打家劫舍，而劫富濟貧，金圣嘆卻道應(yīng)該在童貫高俅輩的爪牙之前，一個個俯首受縛，他們想不懂。所以《水滸傳》縱然成了斷尾巴蜻蜓，鄉(xiāng)下人卻還要看《武松獨手擒方臘》這些戲。

　　不過這還是先前的事，現(xiàn)在似乎又有了新的經(jīng)驗了。聽說四川有一只民謠，大略是“賊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的意思。汽車飛艇，價值既遠過于大轎馬車，租界和外國銀行，也是海通以來新添的物事，不但剃盡毛發(fā)，就是刮盡筋肉，也永遠填不滿的。正無怪小百姓將“坐寇”之可怕，放在“流寇”之上了。

　　事實既然教給了這些，僅存的路，就當然使他們想到了自己的力量。

　　五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