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chuàng)作背景：

　　魯迅在發(fā)表《狂人日記》之前，不但寫了《文化偏至論》、《魔羅詩力說》等文學論文，翻譯了許多“域外”的進步小說，還創(chuàng)作了文言小說《懷舊》，其主要思想都在于喚起人們的覺醒。然而，作為一個先進的知識分子，聲音雖然激進，但畢竟缺少呼應，不能造成一個運動。而《新青年》向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首先發(fā)難后，雖然也一時有些寂寞，但大家一起鼓動，終于形成了一股勢力，其影響就震撼人心了。

　　沈雁冰曾在《讀<吶喊>》一文中這樣回憶當時的情形：“那時《新青年》方在提倡‘文學革命’，方在無情地猛攻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在一般社會看來，那一百多頁的一本《新青年》幾乎是無句不狂，有字皆狂的，所以可怪的《狂人日記》夾在里面，便也不見得怎樣怪，而曾未能邀國粹家之一斥。前無古人的文藝作品《狂人日記》于是遂悄悄地閃了過去,不曾在‘文壇’上掀起了顯著的風波”。與后來郁達夫的《沉淪》、汪靜之的《惠的風》等作品相比，《狂人日記》確實“不曾在‘文壇’上掀起了顯著的風波”，沒有因此而展開一場文藝論戰(zhàn);但是，《狂人日記》在擴大文學革命的影響，開拓現(xiàn)代小說的道路特別是在批判封建禮教的流毒方面，其影響仍然是巨大而深遠的。所以，魯迅的成功，又在于他對我們民族和社會的深刻認識。

　　《狂人日記》的主題十分明確，就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他還曾在1918年8月20日致許壽裳的信中說道：“《狂人日記》實為拙作……以此讀史，有多種問題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閱《通鑒》，”乃司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種發(fā)見，關系亦甚大知者尚寥寥也。”由此可見，作品小序中所謂“今撮錄一篇，以供醫(yī)家研究”等語，完全可以理解為作者有意摹傳統(tǒng)筆記小說作法而寫的反語，也可以理解為作者所說的“醫(yī)家”有更深廣的含義，并非狹義的“醫(yī)生”、“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