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5日，與魯迅一塊辭職的許壽裳離開了廣州，魯迅與許廣平依然居住在租屋里。一者是魯迅想整理一些譯稿，二者是二人還沒想好去哪里。9月18日，兩人整理東西，準備赴滬。9月27日，魯迅挽著許廣平從廣州動身，10月3日到達上海，暫寓共和旅館;10月8日，兩人從共和旅館搬入景云里23號，開始了同居的日子。

　　這總算進球了吧?

　　不!

　　也不知倆人咋想的，總之，這種同居起初也不是公開的：魯迅住二樓，許廣平住三樓，更關鍵的是，魯迅二樓的住處，放的還是單人床!對外宣稱，則說許廣平是幫魯迅校對文稿的助手——助手待遇不低，不但住到了魯家，親朋友好友宴請魯迅時，也都知道同時邀上許廣平作陪，魯迅的一些學生甚至戲稱許廣平為師母了。

　　問題是，到了1928年7月，當在杭州工作的章川島、許欽文邀請魯迅、許廣平前去杭州游玩時，魯迅還裝模作樣地攔住人家許欽文：“欽文，你日里有事，盡管走開去做;可是夜里，一定要到這里來睡，直到我們回上海。”許欽文有些蒙，一瞧魯老夫子住的這店，居然并排擺了三張床。最后的結果是，魯迅指定許欽文睡中間那張床，他與許廣平分睡兩邊。[1]

　　說實話，直到如今，我都不知道魯老夫子是啥意思。跟許廣平同居這么長時間了，在自己最親信的兩個學生面前，裝啥呢?再說大家就不是不知道，就是知道，才邀請你倆一塊兒出來玩呢。按章川島的回憶：“許欽文曾戲言，魯迅先生與景宋夫人這次來杭，像是度了蜜月。后來我才知道，魯迅先生預備要來杭州玩幾天，確是在和景宋夫人結婚時就約定了的，在我的記憶中，他們倆像這次在杭州這樣的暢游，也是唯一的一次，確也像一個小型蜜月旅行。而且在魯迅先生戰斗勞苦的一生中，也只有這一次，居然勻出四天的時間來休息了一下。”[2]

　　一句話，人家都知道你度蜜月呢，你還裝大尾巴狼!聯想起許欽文之妹許羨蘇與許廣平的二蘇之爭，難免讓人想入非非：難不成魯老師在人家許羨蘇娘家人眼里，還想表演出，我跟許廣平沒有那層關系嗎?對于許廣平來講，原定一星期的游玩，魯迅則只玩了四天就回上海了;四天的蜜月期，睡覺時中間還橫躺了一個許羨蘇他哥，這叫哪門子蜜月呢?總而言之一句話，許廣平嘴里再叫喚新生活，對于魯迅這樣的老夫子來講，心里也只能虛成納妾了!一句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呵!

　　1929年，許廣平懷孕了。兩個人一直避孕來著，奈何海嬰這孩子不請自到，這又打亂了他們的計劃。所以魯迅于5月份前往北京，探親兼向母親匯報。母親一聽自然高興，但是朱安不高興，朱安之前就做了一個夢，夢見魯迅帶了個孩子回家，這讓她很氣憤。但是婆娘狠狠地批評了她，有個孩子有什么不好?于是她也不敢不高興了，相反，她慢慢認了命并高興起來，且把海嬰當作了自己的兒子，自慰死后好歹有個子嗣祭奠她，不至于讓她做孤魂野鬼什么的。只不過，海嬰沒有把自己當她的兒子，魯迅許廣平也沒照顧過她的母親情愫，直到1947年去世，她也沒有見過海嬰，海嬰也沒把她安葬到魯迅身邊，至于祭奠與否，誰知道。

　　魯迅北京探親，最先把許廣平懷孕的消息告知了許羨蘇，許說，她并不以為奇，這是意料中的事。嘖，意料個啥呢?遲鈍得賽頭豬，1929年5月得知許廣平懷孕，1930年3月她離開了北京的魯家，前往大名教書，在大名沒有多久，就嫁人了。

　　有意料的唯有朱安吧。試看俞芳的回憶：

　　“我說：‘大先生和許廣平姐姐結婚，我倒想不到。’大師母說：‘我是早想到了的。’‘為什么?’我好奇地問。‘你看他們兩人一起出去……’‘那你以后怎么辦呢?’不料這一句話觸動了她的心，她很激動又很失望地對我說：‘過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順著他，將來總會好的。’她又給我打了一個比方說：‘我好比是一只蝸牛，從墻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墻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無用。’她說這些話時，神情十分沮喪。”[3]

　　再有意料你也攔不著不是?你又不是胡適他老婆江冬秀，被老公寵得拿剪刀跟他干——你弄個女人給我試試看，先剪死你孩子，再剪死我自己。朱安別說剪死自己了，剪孩子都沒得剪的。

　　海嬰的報到，讓朱安這只蝸牛痛失最后的希望，但卻給魯許的公開同居帶來了希望。隨著孩子在娘體內的增大，兩個人就沒法再扭捏下去了，懷過孕的同志都知道，準媽媽也就是懷孕的前幾個月可以做地下黨，后面肚子越來越大。你說魯大師的一個女助手，沒嫁人的大姑娘，在魯大師家鼓著個大肚子出出入入，成何體統?所以兩人分頭行動，各向自己的親友匯報去了。

　　許廣平這邊，親人方面，許廣平是選擇先告訴自己的姑母(正好姑母來上海了)，然后由姑母轉告她的家人，許廣平的考慮是：“我的親人方面，如由她說出，則省我一番布告手續，而說出后，我過數月之行動(當然是指生孩子了)可以不似驚弓之鳥，也是一法。”[4]

　　友人方面，許廣平是選擇給同學寫信：“老友尚憶在北京當我快畢業前學校之大風潮乎?其時親戚舍棄，視為匪類，幾不齒于人類，其中惟你們善意安慰，門外送飯，思之五中如炙，此屬于友之一面;至于師之一面，則周先生(你當想起是誰)激于義憤(的確毫無私心)慷慨挽救，如非他則宗帽胡同之先生不能約來，學校不能開課，不能恢復，我亦不能畢業，但因此而面面受敵，心力交悴，周先生病矣。病甚沉重，醫生有最后警告，但他本抱厭世，置病不顧，旁人憂之，事聞于我，我何人斯。你們同屬有血氣者，又與我相處久，寧不知人待我厚，我亦欲舍身相報……”[5]

　　魯迅這邊，親人方面，如前所述，魯迅回京省親，直接告訴老娘，這個沒得說;友人方面，魯迅就有意思了，3月22日他致韋素園的信中有所透漏，但口氣卻是這樣的：那個啥，川島到廈門，發現我一個人獨居，很駭異，看他的意思，似乎京滬都在傳說，我攜了密斯許同居廈門了，氣死我了。“其實呢，異性，我是愛的，但我一向不敢，因為我自己明白各種缺點，深恐辱沒了對手。然而一到愛起來，氣起來，是什么都不管的。后來到廣東，將這些事對密斯許說了，便請她住在一所屋子里——但自然也還有別的人。前年來滬，我也勸她同來了，現就住在上海，幫我做點校對之類的事——你看怎樣，先前大放流言的人們，也都在上海，卻反而啞口無言了，這班孱頭，真是沒有骨力。”[6]

　　看魯大師這段信，笑死人沒商量：我跟密斯許本沒那個意思，都是他們的閑話逼的;他們的閑話，我轉說給密斯許，并且邀請她同居一屋。當然我還邀了別的人，我們仨同居一屋!前年來上海，我邀請密斯許同來了，幫我做校對。你看看，先前說閑話的那些人，現在反而不說了——暈，事情就是開始時人家才說，生米煮成熟飯，孩子都要出生了，人家還說啥?再說是你孱頭沒骨力還是人家孱頭沒骨力?你要是不如此地脫褲子放屁，在廈門就同居一處，人家還說你干嗎?就是你明明愛了，還裝大尾巴狼，兩個人住兩岔，然后天天寫信我想你，你想我，人家覺得怪，才說你們的。

　　行文到這里就該結束了，孩子都有了，我們圍觀者也該散了。但是我想畫蛇添足，對比一下胡適與魯迅有關犧牲的問題。

　　可以說，當1919年魯迅高喊“愛情是什么東西，我也不知道”時，還沒有認識許廣平，所以他在文章中說：“然而無愛情結婚的惡結果，卻連續不斷的進行。形式上的夫婦，既然都全不相關，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來買妾”。意思是這些他都不會去做，所以最后發了這樣的賭咒：“但在女性一方面，本來也沒有罪，現在是做了舊習慣的犧牲。我們既然自覺著人類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們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責備異性，也只好陪著做一世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賬。”[7]

　　同樣說犧牲，我們看與魯迅同樣境況的胡適同志是如何看待的。

　　據胡適日記載：1921年8月30日上午十點半，他和高夢旦一起去滄州旅館看望趙元任夫婦，等到十二時這對夫婦才回來，談了幾句他們就走了。“夢旦邀我到消閑別墅(福建館)吃飯，飯時大談。他談起我的婚事，他說許多舊人都恭維我不背舊婚約，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說，他敬重我，這也是一個條件。我問他，這一件事有什么難能可貴之處?他說，這是一件大犧牲。我說，我生平做的事，沒有一件比這件事最討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犧牲?他問我何以最討便宜。我說，當初我并不曾準備什么犧牲，我不過心里不忍傷幾個人的心罷了。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難受。其實我家庭里并沒有什么大過不去的地方。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會上對于此事的過分贊許;這種精神上的反應，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罵的，我也不曾求人贊許，我不過行吾心之所安罷了，而竟得這種意外的過分報酬，豈不是最便宜的事嗎?若此事可算犧牲，誰不肯犧牲呢?”[8]

　　看到了吧，同樣是犧牲，兩人的高下立判。魯迅認為自己是犧牲，胡適卻覺得，自己無非追求一個心安，婚姻也沒啥過不去的，沒成想大家認定他是犧牲，這于他真是莫大的便宜!一句話，胡適沒有沾了便宜還賣乖——婚姻本身就是一種契約，你既然娶人家，你就得守約、負責，盡到丈夫的義務!若你破罐破摔，捎帶著把別人也摔了，然后說自己是犧牲，好意思?

　　這方面，我覺得還是許廣平實在些。事后魯迅好友許壽裳為撰寫《魯迅先生年譜》，寫信給許廣平說：“年譜上與朱女士結婚一層，不可不提，希弟諒察。關于弟個人婚事，弟擬依照事實，真書‘以愛情相結合，……’”云云。[9]

　　倒是許廣平很干脆，回信說，我可不是小氣人，“關于我和魯迅先生的關系，我們以為兩性生活，是除當事人之外，沒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縛，……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們不是一切的舊禮教都要打破嗎?”所以甭寫什么“以愛情相結合，成為伴侶”了，直接寫成“……與許廣平同居”。最后許壽裳在“許廣平”之前加了個“番禺”，在“許廣平”之后加了個“女士”![10]

　　同居就是同居么，許廣平夠實在，夠坦白。連周作人都多次寫文章，譏諷他大哥色情心使然，舊文人納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