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顧頡剛的交惡，是現代文學史乃至學術史上一樁公案。過去學術界研究這一公案，多依據魯迅著作以及相關資料，難見全部的歷史真相。2007年臺灣聯經版《顧頡剛日記》(下文簡稱《日記》)和2010年中華書局版《顧頡剛全集》，兩地顧著先后面世，改變了這種研究局面。

　　魯、顧交惡，其實并非那么的復雜、糾結。魯迅憎惡顧頡剛，大略不出兩方面原因:第一，魯迅認為顧頡剛乃“胡適之的信徒”、“胡適之陳源之流”，屬“現代評論派”，而陳則是魯迅深惡痛絕的人。魯迅愛憎分明，對敵方不稍寬假，愛屋及烏，惡其余青，是他剛直的一面，也是“派性”分明的一面，第二，魯迅到廈門大學之后，看到顧頡剛所“汲引”的熟人朋友達六七人之多，認為顧先前所宣稱的“不問外事，專一看書”是騙人的話;還有比較重要的一點，是魯迅也感到了顧頡剛和他“安排的羽翼”對自己的“排斥”(《兩地書》)。1933年4月，《兩地書》出版，涉及顧頡剛的那部分書信中，隱去顧的真名，以綽號“朱山根”代稱之，熟悉內情的人一望便知那就是顧頡剛，這說明魯迅首先把一件原本屬于小范圍內的事情全部公開化、社會化了，此前即1927年5月孫伏園在《中央日報》副刊上已有所披露，但未連帶更多的人和事。顧頡剛在同年10月17日的日記中記載，“昨夜在冰心處始見魯迅《兩地書》，其中罵予之語皆彼之‘疑心生暗鬼”，(《日記》第三卷)。顧頡剛由此終其一生不再原諒魯迅。

　　顧頡剛也清楚，魯迅最恨的人不是胡適，也不是陳源，而是顧本人，他推斷原因，約有四條，其中主要者有兩點，第一，自己最先揭露了《中國小說史略》抄襲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第二，自己是胡適的學生(《日記》第二卷)。

　　關于魯迅抄襲事，顧頡剛在1927年2月21日日記中有一條記載:

　　“魯迅對于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陳通伯，《中國小說史略》剿襲鹽谷溫《支那文學講話》。他自己抄了人家，反以別人指出其剿襲為不應該，其卑怯驕妄可想。此等人竟會成群眾偶像，誠青年之不幸。他雖恨我，但沒法罵我，只能造我種種謠言而已。予自問胸懷坦白，又勤于業務，受茲橫逆，亦不必較也。”(《日記》第二卷)

　　由此可見，魯迅應該早就知道誰是始作謠言者。1935年底，在為《且介亭雜文二集》所作后記中，魯迅慨嘆道，“男盜女娟”，這是“人間大可恥事”，現在《中國小說史略》譯為日文，鹽谷溫的著作也早有了中譯本，兩國讀者“有目共見”，自己背負了十年之久的“剽竊”惡名，總算可以卸下了，而陳源則將永遠無法洗刷造謠、說謊的罪名。魯迅嚴守了寫作和做人的倫理底線:只對準公開傳播謠言的人，無只言片語涉及顧頡剛，這是他的過人之處。魯迅逝世后，胡適曾經忠告陳源拿出紳士的姿態寫一篇短文，聲明當日說魯迅抄襲是因“誤信一個小人張鳳舉之言”(《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奇怪的是，面對如此重大且真相已明的事件，顧頡剛眼看著兩個朋友因他的輕率而背負黑鍋，自己除在日記里堅執己見，公開場合竟默無一語。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顧領剛的行為殊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