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請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為然的，但并非因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樣的慘殺。那樣的慘殺，我實在沒有夢想到，雖然我向來常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我只知道他們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而況是請愿，而況又是徒手，卻沒有料到有這么陰毒與兇殘。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賈德耀(2)，章士釗和他們的同類罷。四十七個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騙去的，簡直是誘殺。

　　有些東西——我稱之為什么呢，我想不出——說：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3)。這些東西仿佛就承認了對徒手群眾應該開槍，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羅網一般。

　　群眾領袖本沒有和段祺瑞等輩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鉤通，怎么能夠料到這陰險的辣手。這樣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氣者，是萬萬豫想不到的。

　　我以為倘要鍛煉(4)群眾領袖的錯處，只有兩點：一是還以請愿為有用;二是將對手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后的話。我想，當這事實沒有發生以前，恐怕誰也不會料到要演這般的慘劇，至多，也不過獲得照例的徒勞罷了。只有有學問的聰明人能夠先料到，承認凡請愿就是送死。

　　陳源教授的《閑話》說：“我們要是勸告女志士們，以后少加入群眾運動，她們一定要說我們輕視她們，所以我們也不敢來多嘴。可是對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們不能不希望他們以后不再參加任何運動。”(《現代評論》六十八)為什么呢?因為參加各種運動，是甚至于像這次一樣，要“冒槍林彈雨的險，受踐踏死傷之苦”的。

　　這次用了四十七條性命，只購得一種見識：本國的執政府前是“槍林彈雨”的地方，要去送死，應該待到成年，出于自愿的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