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范愛農》是現代文學家魯迅《朝花夕拾》散文集中的一篇回憶性散文，作者通過追敘自己在日本留學時和回國后與范愛農接觸的幾個生活片段，描述了范愛農在革命前不滿黑暗社會、追求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備受迫害的遭遇，表現了作者對舊民主革命的失望和對這位正直倔強的愛國者的同情和悼念。下文是原文，我們一起閱讀學習吧。

　　在東京的客店里，我們大抵一起來就看報。學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專愛打聽社會上瑣事的就看《二六新聞》。一天早晨，辟頭就看見一條從中國來的電報，大概是：——

　　“安徽巡撫恩銘被JoShikiRin刺殺，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煥發地互相告語，并且研究這刺客是誰，漢字是怎樣三個字。但只要是紹興人，又不專看教科書的，卻早已明白了。這是徐錫麟，他留學回國之后，在做安徽候補道，辦著巡警事物，正合于刺殺巡撫的地位。

　　大家接著就預測他將被極刑，家族將被連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紹興被殺的消息也傳來了，徐錫麟是被挖了心，給恩銘的親兵炒食凈盡。人心很憤怒。有幾個人便密秘地開一個會，籌集川資;這時用得著日本浪人了，撕烏賊魚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蓀的家屬去。

　　照例還有一個同鄉會，吊烈士，罵滿洲;此后便有人主張打電報到北京，痛斥滿政府的無人道。會眾即刻分成兩派：一派要發電，一派不要發。我是主張發電的，但當我說出之后，即有一種鈍滯的聲音跟著起來：——

　　“殺的殺掉了，死的死掉了，還發什么屁電報呢。”

　　這是一個高大身材，長頭發，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總象在渺視。他蹲在席子上，我發言大抵就反對;我早覺得奇怪，注意著他的了，到這時才打聽別人：說這話的是誰呢，有那么冷?認識的人告訴我說：他叫范愛農，是徐伯蓀的學生。

　　我非常憤怒了，覺得他簡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殺了，連打一個電報還害怕，于是便堅執地主張要發電，同他爭起來。結果是主張發電的居多數，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來擬電稿。

　　“何必推舉呢?自然是主張發電的人羅——。”他說。

　　我覺得他的話又在針對我，無理倒也并非無理的。但我便主張這一篇悲壯的文章必須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為他比別人關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憤，做出來就一定更動人。于是又爭起來。結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誰承認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個擬稿的和一兩個干事，等候做好之后去拍發。從此我總覺得這范愛農離奇，而且很可惡。天下可惡的人，當初以為是滿人，這時才知道還在其次;第一倒是范愛農。中國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須將范愛農除去。

　　然而這意見后來似乎逐漸淡薄，到底忘卻了，我們從此也沒有再見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鄉做教員，大概是春末時候罷，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見了一個人，互相熟視了不過兩三秒鐘，我們便同時說：——

　　“哦哦，你是范愛農!”

　　“哦哦，你是魯迅!”

　　不知怎地我們便都笑了起來，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還是那樣，然而奇怪，只這幾年，頭上卻有了白發了，但也許本來就有，我先前沒有留心到。他穿著很舊的布馬褂，破布鞋，顯得很寒素。談起自己的經歷來，他說他后來沒有了學費，不能再留學，便回來了。回到故鄉之后，又受著輕蔑，排斥，迫害，幾乎無地可容。現在是躲在鄉下，教著幾個小學生糊口。但因為有時覺得很氣悶，所以也趁了航船進城來。

　　他又告訴我現在愛喝酒，于是我們便喝酒。從此他每一進城，必定來訪我，非常相熟了。我們醉后常談些愚不可及的瘋話，連母親偶然聽到了也發笑。一天我忽而記起在東京開同鄉會時的舊事，便問他：——

　　“那一天你專門反對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緣故呢?”

　　“你還不知道?我一向就討厭你的，——不但我，我們。”

　　“你那時之前，早知道我是誰么?”

　　“怎么不知道。我們到橫濱，來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你看不起我們，搖搖頭，你自己還記得么?”

　　我略略一想，記得的，雖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時是子英來約我的，說到橫濱去接新來留學的同鄉。汽船一到，看見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將行李放到稅關上去候查檢，關吏在衣箱中翻來翻去，忽然翻出一雙繡花的弓鞋來，便放下公事，拿著子細地看。我很不滿，心里想，這些鳥男人，怎么帶這東西來呢。自己不注意，那時也許就搖了搖頭。檢驗完畢，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須上火車。不料這一群讀書人又在客車上讓起坐位來了，甲要乙坐在這位子，乙要丙去坐，做揖未終，火車已開，車身一搖，即刻跌倒了三四個。我那時也很不滿，暗地里想：連火車上的坐位，他們也要分出尊卑來……。自己不注意，也許又搖了搖頭。然而那群雍容揖讓的人物中就有范愛農，卻直到這一天才想到。豈但他呢，說起來也慚愧，這一群里，還有后來在安徽戰死的陳伯平烈士，被害的馬宗漢烈士;被囚在黑獄里，到革命后才見天日而身上永帶著匪刑的傷痕的也還有一兩人。而我都茫無所知，搖著頭將他們一并運上東京了。徐伯蓀雖然和他們同船來，卻不在這車上，因為他在神戶就和他的夫人坐車走了陸路了。

　　我想我那時搖頭大約有兩回，他們看見的不知道是那一回。讓坐時喧鬧，檢查時幽靜，一定是在稅關上的那一回了，試問愛農，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們帶這東西做什么?是誰的?”

　　“還不是我們師母的?”他瞪著他多白的眼。

　　“到東京就要假裝大腳，又何必帶這東西呢?”

　　“誰知道呢?你問她去。”

　　到冬初，我們的景況更拮據了，然而還喝酒，講笑話。忽然是武昌起義，接著是紹興光復。第二天愛農就上城來，戴著農夫常用的氈帽，那笑容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老迅，我們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復的紹興。我們同去。”

　　我們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么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柜是軍械司長……。這軍政府也到底不長久，幾個少年一嚷，王金發帶兵從杭州進來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會來。他進來以后，也就被許多閑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大做王都督。在衙門里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天氣還并不冷。

　　我被擺在師范學校校長的飯碗旁邊，王都督給了我校款二百元。愛農做監學，還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談閑天。他辦事，兼教書，實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還是不行，王金發他們。”一個去年聽過我的講義的少年來訪我，慷慨地說，“我們要辦一種報來監督他們。不過發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還有一個是子英先生，一個是德清先生。為社會，我們知道你決不推卻的。”

　　我答應他了。兩天后便看見出報的傳單，發起人誠然是三個。五天后便見報，開首便罵軍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員;此后是罵都督，都督的親戚、同鄉、姨太太……。

　　這樣地罵了十多天，就有一種消息傳到我的家里來，說都督因為你們詐取了他的錢，還罵他，要派人用x槍來打死你們了。

　　別人倒還不打緊，第一個著急的是我的母親，叮囑我不要再出去。但我還是照常走，并且說明，王金發是不來打死我們的，他雖然綠林大學出身，而殺人卻不很輕易。況且我拿的是校款，這一點他還能明白的，不過說說罷了。

　　果然沒有來殺。寫信去要經費，又取了二百元。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時傳令道：再來要，沒有了!

　　不過愛農得到了一種新消息，卻使我很為難。原來所謂“詐取”者，并非指學校經費而言，是指另有送給報館的一筆款。報紙上罵了幾天之后，王金發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于是乎我們的少年們便開起會議來，第一個問題是：收不收?決議曰：收。第二個問題是：收了之后罵不罵?決議曰：罵。理由是：收錢之后，他是股東;股東不好，自然要罵。

　　我即刻到報館去問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說了幾句不該收他錢的話，一個名為會計的便不高興了，質問我道：——

　　“報館為什么不收股本?”

　　“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我就不再說下去了，這一點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說出連累我們的話來，他就會面斥我太愛惜不值錢的生命，不肯為社會犧牲，或者明天在報上就可以看見我怎樣怕死發抖的記載。

　　然而事情很湊巧，季弗寫信來催我往南京了。愛農也很贊成，但頗凄涼，說：——

　　“這里又是那樣，住不得。你快去罷……。”

　　我懂得他無聲的話，決計往南京。先到都督府去辭職，自然照準，派來了一個拖鼻涕的接收員，我交出賬目和余款一角又兩銅元，不是校長了。后任是孔教會會長傅力臣。

　　報館案是我到南京后兩三個星期了結的，被一群兵們搗毀。子英在鄉下，沒有事;德清適值在城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他大怒了。自然，這是很有些痛的，怪他不得。他大怒之后，脫下衣服，照了一張照片，以顯示一寸來寬的刀傷，并且做一篇文章敘述情形，向各處分送，宣傳軍政府的橫暴。我想，這種照片現在是大約未必還有人收藏著了，尺寸太小，刀傷縮小到幾乎等于無，如果不加說明，看見的人一定以為是帶些瘋氣的風流人物的裸體照片，倘遇見孫傳芳大帥，還怕要被禁止的。

　　我從南京移到北京的時候，愛農的學監也被孔教會會長的校長設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愛農。我想為他在北京尋一點小事做，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沒有機會。他后來便到一個熟人的家里去寄食，也時時給我信，景況愈困窮，言辭也愈凄苦。終于又非走出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處飄浮。不久，忽然從同鄉那里得到一個消息，說他已經掉在水里，淹死了。

　　我疑心他是自殺。因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

　　夜間獨坐在會館里，十分悲涼，又疑心這消息并不確，但無端又覺得這是極其可靠的，雖然并無證據。一點法子都沒有，只做了四首詩，后來曾在一種日報上發表，現在是將要忘記完了。只記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論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猶酩酊，微醉合沉淪。”中間忘掉兩句，末了是“舊朋云散盡，余亦等輕塵。”

　　后來我回故鄉去，才知道一些較為詳細的事。愛農先是什么事也沒得做，因為大家討厭他。他很困難，但還喝酒，是朋友請他的。他已經很少和人們來往，常見的只剩下幾個后來認識的較為年青的人了，然而他們似乎也不愿意多聽他的牢騷，以為不如講笑話有趣。

　　“也許明天就收到一個電報，拆開來一看，是魯迅來叫我的。”他時常這樣說。

　　一天，幾個新的朋友約他坐船去看戲，回來已過夜半，又是大風雨，他醉著，卻偏要到船舷上去小解。大家勸阻他，也不聽，自己說是不會掉下去的。但他掉下去了，雖然能浮水，卻從此不起來。

　　第二天打撈尸體，是在菱蕩里找到的，直立著。

　　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還是自殺。

　　他死后一無所有，遺下一個幼女和他的夫人。有幾個人想集一點錢作他女孩將來的學費的基金，因為一經提議，即有族人來爭這筆款的保管權，——其實還沒有這筆款，大家覺得無聊，便無形消散了。

　　現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兒景況如何?倘在上學，中學已該畢業了罷。

　　魯迅　●　十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