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駝祥子》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但它所反映的問題卻具有更長遠的歷史意義。近代以來的中國，經歷著一場亙古未有的巨變。這一巨變，從社會學層面來看，是與大量農民不斷涌入城市密切相關的。作為社會生活的一種或直接或曲折的映像，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始終忠實地反映著中國社會生活的變化，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讀到無數的“進城”故事。從魯迅的《阿Q正傳》到茅盾的《子夜》，從夏衍的《包身工》到今天的“打工文學”，從路遙的《人生》到賈平凹的《廢都》，盡管具體的內容不同，但它們的主題或故事背景卻始終與農民進城這一宏大的社會趨勢有著或顯或隱的關聯。在這些故事中，老舍的《駱駝祥子》是一部非常獨特的作品，因為只有它不但像通常所認為的那樣“真實地反映了舊中國城市底層人民的苦難生活，揭示了一個破產的農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社會拋入流氓無產者行列的過程”，而且只有它才深入到心理的層面，深刻揭示了進城農民的種種現實境遇與精神危機。

　　20世紀前半期的進城農民，主要由那些因戰亂、天災以及資本主義經濟的擠壓所造成的破產者構成，他們以種種分散的方式自發地進入城市，但城市經濟的不發達，并沒有為他們提供足夠的就業空間，這些人除去一部分為現代工商業吸納外，大多數只能生活在城市邊緣，既不能被成功轉化為現代意義上的產業工人，更難成為一個真正的、生活安定的市民。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混亂，政治的無序，也使他們的生活得不到任何的保障和救助。就歷史的發展來看，這類人的大量存在，既增加了城市生活的混亂，也為社會革命提供了動力。讀魯迅的《阿Q正傳》或茅盾的《子夜》，我們均能發現，作品所隱含的有關社會革命必要性、可能性的批判或論證，總是或多或少地與我們這里所說到的破產—進城農民的問題有關。祥子的進城，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農村經濟凋敝與農民破產的結果，他的悲劇固然是他所處的那個特定時代所決定的，但就中國百余年來歷史的發展看，農民進城是一個不可遏止的社會潮流，農村經濟的凋敝，農民的破產，固然會迫使他們涌入城市，城鄉經濟的快速增長，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同樣會驅使他們離開鄉村。1980年代以來的農民自發進城，與發生在20世紀前期的農民自發進城，盡管從根本上已不可同日而語，但就解決“農民如何市民化”這一問題，以及其間的許多細節來說，歷史仍然存在著某種令人驚異的相似。由此觀之，祥子的問題，也就不僅僅是一個特定年代、特定環境下的問題，而對它的深入透視，也就具有了更普遍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