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論》是唐代大文學家柳宗元的作品。這篇文章將封建制(即分封制)與郡邑制(即郡縣制)相比，論證封建制是過時的制度;同時，以此表達作者的政治觀與歷史觀。

　作者

　　柳宗元

　　(773—819)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和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厚。祖籍河東(今山西永濟)。出生于京都長安(今陜西西安)。與韓愈共同倡導唐代古文運動，并稱“韓柳”。與劉禹錫并稱“劉柳”。王維、孟浩然、韋應物與之并稱“王孟韋柳”。世稱柳河東或柳柳州。少有才名，早有大志。貞元間中進士，登博學鴻詞科，授集賢殿正字。一度為藍田尉，后入朝為官，積極參與王叔文集團政治革新，遷禮部員外郎。革新失敗后貶邵州刺史，再貶永州司馬。后回京師，又出為柳州刺史，政績卓著。卒于柳州任所。一生留詩文作品達600余篇，其文成就大于詩。其作品由劉禹錫保存并編成集。有《柳河東集》。

　　原文

　　封 建 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于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會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后有諸侯，有諸侯而后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勢也。

　　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捍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后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后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后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

　　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茍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漢興，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黃霸之明審，睹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眥，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

　　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

　　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系于諸侯哉?

　　或者又以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衛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圣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