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唐詩人來說，如何擺脫盛唐詩風的籠罩，開創(chuàng)新的詩歌境界，是他們的重要課題。所以，很多詩人都在各自的角度摸索，在不同的方面創(chuàng)新，由此而出現了一種多元化藝術追求的趨向。以韓、孟和元、白為代表的兩大新詩潮固然最為引人注目，但在此之外，還有不少具有自己獨特風格、獨特建樹的詩人，其中比較杰出的，是劉禹錫和柳宗元。

　　劉禹錫(772～842)字夢得，洛陽人(今屬河南)，貞元九年(793)進士，貞元末任監(jiān)察御史時，與柳宗元等人參與了由王叔文、王伾領導而很快宣告失敗的革新活動，因此被貶為朗州司馬，此后長期在外地任職。至大和二年(828)才回到長安，先后任主客郎中、集賢殿學士。此后又曾出外任蘇州、汝州刺史，繼而遷太子賓客。有《劉夢得文集》。

　　劉禹錫早年隨父寓居嘉興，常去吳興拜訪作為江南著名禪僧兼詩僧的皎然和靈澈，據其《澈上人文集紀》自述，當時他“方以兩髦執(zhí)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這一早年經歷對其后來的詩歌創(chuàng)作影響很深。那么，皎然、靈澈的詩歌主張是怎樣的呢?皎然有《詩式》論詩，特別注意兩方面，一是主張苦思鍛煉，要求詩人在對詞句加以精心錘煉之后復歸自然，他認為這種自然才是詩的極致;二是極重視詩歌意蘊深遠而氣韻朗暢高揚的境界，認為“取境偏高，則一首舉體便高，取境偏逸，則一首舉體便逸”。而這“境”即意境來自創(chuàng)作主體的心境，“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答俞校書冬夜》)，即詩人主觀心境與審美觀照乃是最重要的。靈澈沒有詩論傳世，但據權德輿《送靈澈上人廬山回歸沃州序》說，他“心冥空無而跡寄文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知其心不待境靜而靜”;又說他常“拂方袍，坐輕舟，溯沿鏡中，靜得佳句，然后深入空寂，萬慮洗然”，可見靈澈也重視在主體的靜默觀照中贏得意境的空靈深邃，而且語言也是追求自然的。這些見解一方面受到大歷、貞元詩風影響，講究字詞錘煉，不露痕跡，一方面則來源于佛教重視“心”即主觀體驗感受的思想。劉禹錫深信佛教，得其中三昧，在很多年以后他還說，寫詩的人應該“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董氏武陵集紀》)，前句即指語言的簡練與含蓄，后句即指主體的觀照與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視通過錘煉與潤飾使詩歌的語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對多用生僻字眼，提出“為詩用僻字，須有來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