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劉禹錫和柳宗元作為唐代杰出的文學家,因生平交游及難分伯仲的詩文成就而被人以“劉柳”并稱。

　　劉禹錫和柳宗元作為唐代杰出的文學家,在散文創作領域皆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柳宗元倡導古文,被后人譽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創作不僅變一時之文風,且對后世散文影響深遠;劉禹錫的散文也極具特色,能“于昌黎、柳州之外自為軌轍”(《四庫全書總目》)。然而世上沒有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任何一位作家所取得的文學成就,都與前代的文學傳統存在著繼承關系。柳劉二人皆博覽群書、學識不凡,他們在散文創作方面均十分注重繼承和積累,強調學習和借鑒前人的優秀作品。柳宗元在《與楊京兆憑書》中曾云:“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劉禹錫對自己青年時代勤學苦讀的經歷有過這樣的描述,自云:“畋漁于書林,霄語途話,琴酒調謔,一出于文章。俄被召為記室參軍。會出師淮上,恒磨墨于上,或寢止于群書中。”

　　探究劉柳散文各自的取法淵源,將有助于更好地分析他們散文的特色。首先看柳宗元,他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提出作文應該“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而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不僅如此,還應“參之谷梁氏以歷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他將《書》、《詩》、《禮》、《易》、《春秋》五經作為文章取法之源,視儒家經典為學文的根基,認為這些典籍是作文者首先應該取法的對象,只有通過學習這些經典著作才能掌握文章創作的要領。同時,他又要求學文者能夠旁搜遠紹、廣泛涉獵,在精研儒典之余,旁及子史,并將《谷梁傳》、《孟子》、《荀子》、《莊子》、《老子》、《國語》、《離騷》也列為取法對象,認為研讀這些著作能使文章情韻不匱而負有氣勢,條理清晰而邏輯嚴密,文辭潔凈而幽深妙微。與人談及作文之道時,他強調應“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余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宋人呂祖謙和王應麟皆認為柳文多處效仿《國語》,如將《國語》與柳文加以比較,的確可以看出這點。例如,柳宗元《與韋中立論師道書》一文的風格確有類似《國語》之處。但他善于學習,并非刻意模擬,能吸取《國語》行文的妙處而加以變化。先秦諸子的文章,柳宗元最愛《韓非子》,其論說文多受其影響。除了儒家經典和諸子散文外,柳宗元評價最高的是西漢文章,他在《柳宗直西漢文類序》中說:“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他認為“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蕩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指出殷周以前的文章重質輕文而過于樸直,顯得簡單而粗糙,魏晉以后的文章唯求形式而失于靡蕩。既不簡野又不靡蕩,文質兼備、折中而行的惟有西漢之文,文至東漢,則又衰落了。應該說柳宗元的論說文和賦體文是其最具特色的兩類文章,而西漢文章中成就最高的也是這兩類,從中可見柳文與西漢散文的關系。柳宗元十分喜愛揚雄的文章,曾為《法言》作注。劉熙載指出柳文修辭煉字的方式多得益于揚雄之文。柳文還受到《史記》的影響,例如《游黃溪記》篇首幾句的筆法與《史記?西南夷列傳》極為相似,顯然是導源于此文。因此,韓愈曾指出柳文具有雄深雅健的風格,類似司馬遷。柳宗元山水游記的筆法多受《山海經》和《水經注》啟發。他在重視西漢文章的同時,也不偏廢六朝文賦,披沙揀金、多有采擷。正是其不拘一格、博采眾長的取法方式,造就了柳文變化莫測、富于創造的獨特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