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這首山水小詩作于永州，詩作中情趣盎然，表達詩人柳宗元深沉熱烈的內心世界。

　　漁翁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

　　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

　　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云相逐。

　　賞析一

　　這首詩取題漁翁，漁翁是貫串全詩首尾的核心形象。但是，詩人并非孤立地為漁翁畫像，作品的意趣也不唯落在漁翁的形象之上。完整地看，構成詩篇全境的，除了辛勞不息的漁翁以外，還有漁翁置身于其中的山水天地，這兩者在詩中留下了按各自的規律特點而發展變幻的形跡。但同時，詩人又把兩者渾然融化，漁翁和自然景象結成不可分割的一體，共同顯示著生活的節奏和內在的機趣。由夜而晨，是人類活動最豐富的時刻，是萬物復蘇、生機勃勃的時刻，本詩即以此為景色發展的線索。因此，漁翁不斷變換的舉止行動和自然景色的無窮變幻便有了共同的時間依據，取得極為和諧的統一。

　　全詩共六句，按時間順序，分三個層次。“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這是從夜到拂曉的景象。漁翁是這兩句中最引人注目的形象，他夜宿山邊，晨起汲水燃竹，以忙碌的身影形象地顯示著時間的流轉。伴隨著漁翁的活動，詩人的筆觸又自然而然地延及西巖、清湘、楚竹，西巖即永州西山，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游記》一文中曾極言探得西山的歡悅，并描述了西山的高峻：居于西山之巔，“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而流經山下的湘水“至清，雖深五六丈，見底”(《湘中記》，見《太平御覽》卷六十五)。詩中的“清”字正顯示了湘水的這一特點。再加以永州一帶(今湖南零陵等地)盛產湘竹，于是，山、水、竹這些仿佛不經意地出現在詩句中的零星物象，卻分明在讀者腦海中構成了清新而完整的畫面：輕紗般的薄霧籠罩著高山、流水、湘竹……司空圖在《詩品》中有言：“是有真跡，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正可概括此詩首二句的藝術表現特點。這兩句既設制了一個秀麗悅目的空間畫面，又以夜幕初啟、晨曦微露這樣流動的時間感引出了下面對日出的描述，可以說在時空兩方面奠定了全詩活躍而又清逸的基調。

　　“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這是最見詩人功力的妙句，也是全詩的精華所在，若從內容上給予整理，這兩句描寫的是以下情景：一方面是自然景色：煙銷日出，山水頓綠;一方面是漁翁的行蹤：漁船離岸而行，空間傳來一聲櫓響。然而，詩人沒有遵循這樣的生活邏輯來組織詩句，卻從自我感受出發，交錯展現兩種景象，更清晰地表現了發生于自然界的微妙變異。前一句中“煙銷日出”和“不見人”，一是清晨常見之景，一是不知漁船何時悄然離去的突發意識，兩者本無必然的聯系，但如今同集一句，卻喚起了人們的想象力：仿佛在日出的一剎那，天色暗而忽明，萬物從朦朧中忽而顯豁，這才使人猛然發覺漁船已無蹤影。“不見人”這一驟生的感受成為一個標志，劃開了日出前后的界限，真實生活中的日出過程得到藝術的強化，以一種夸張的節奏出現在讀者眼前。緊接著的“欸乃一聲”和“山水綠”更使耳中所聞之聲與目中所見之景發生了奇特的依存關系。清晨，山水隨著天色的變化，色彩由黯而明，這是一個漸變的過程，但在詩中，隨著劃破靜空的一下聲響，萬象皆綠，這一“綠”字不僅呈現出色彩的功能，而且給人一種動態感。這不禁使人想起王安石的著名詩句：“春風又綠江南岸”，王安石借春風的飄拂賦“綠”字以動態，而柳宗元則借聲響的驟起，不僅賦之以動態，而且賦以頃刻轉換的疾速感，生動地顯現了日出的景象，令人更覺神奇。德國啟蒙運動時期的文藝理論家萊辛在指出詩與畫的區別時曾說：“一切物體不僅在空間中存在，而且也在時間中存在。物體也持續，在它的持續期內的每一頃刻都可以現出不同的樣子，并且和其它事物發生不同的關系。……詩在它的持續性的摹仿里，也只能運用物體的某一個屬性，而所選擇的就應該是，從詩要運用它那個觀點去看，能夠引起該物體的最生動的感性形象的那個屬性。”(《拉奧孔》)柳宗元沒有靜止地去表現日出的壯麗輝煌，或去描摹日出后的光明世界，他正是充分發揮語言藝術的特長，抓住最有活力，最富生氣的日出瞬間，把生活中常見的自然景象表現得比真實更為美好，給人以強大的感染力。蘇東坡論此詩道：“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味此詩，有奇趣。”(《冷齋詩話》)這是恰如其分的評語。

　　“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云相逐。”日出以后，畫面更為開闊。此時漁船已進入中流，而回首騁目，只見山巔上正浮動著片片白云，好似無心無慮地前后相逐，詩境極是悠逸恬淡。對這一結尾蘇東坡認為“雖不必亦可”，因而還引起一場爭論，一時間，宋嚴羽、劉辰翁，明胡應麟、王世貞，清王士禛、沈德潛等人各呈己見，眾說紛紜，但是他們的爭論都局限在藝術趣味上，卻沒有深入體會柳宗元作此詩的處境和心情。柳宗元在詩文中，曾多次言及他被貶后沉重壓抑的心緒，在《與楊誨之第二書》中，他寫道：“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理想抱負和冷酷的現實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在極度悲憤的情況下，他“但當把鋤荷鍤，決溪泉為圃以給茹，其隟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云，以此為適。”在《始得西山宴游記》中，柳宗元表露得更明白：“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隟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可見他并非以一顆平靜恬淡的心徜徉于山水之間，而是強求寬解，以圖尋得慰藉。但是，正如他在《游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中所嘆的那樣：“謫棄非隱滄，登陟非遠郊”，事實上，他并沒有獲得真正的解脫，有時候，他因一山一水的遭遇而想及自己的不幸，于是不勝悵惘感慨，有時候他在登陟跋涉中意有所感，情不自禁地顯露出不平和抗爭，正因為如此，他更強烈地希求擺脫這種精神的壓抑。所以，與其說《漁翁》以充滿奇趣的景色表現出淡逸的情調，不如說更袒露了隱于其后的一顆火熱不安的心。這是熱烈的向往，是急切的追求，詩中顯示的自由安適的生活情趣對于處在禁錮狀態的詩人來說，實在是太珍貴太美好了。于是，在寫下日出奇句之后，詩人不欲甘休，以更顯露地一吐自己的心愿為快，化用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云無心以出岫”的句子，宕開詩境，作了這樣的收尾。只有真正體會柳宗元的現實處境，才能理解他結句的用心。詩人自始至終表現漁翁和大自然的相契之情，不僅出于藝術表現的需要，同樣體現著他對自由人生的渴求。這也說明，要深入領會一篇作品的藝術風格，常常離不開對作者思想感情的準確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