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是個極富激情的人物。在參政議政上,他是個改革者,是個瘋狂的,堅定的革新者。不過,他又太目中無人,對改革以外的保守者他都嗤之以鼻,并且同激進的官員對不贊成改革的人物進行了無情的打擊。因而他樹敵太多,最終為自己的貶謫埋下禍根,使自己一經出京,再也沒有回到京城,客死異域。
他的極端行為欠缺了儒家的“溫柔敦厚”的原則,他總覺得自己的政治革新是前途遠大的,是光明的,但卻不知道,他們的改革也是冒進的,缺乏群眾基礎。任何一場改革的成功,除了得到最高層的支撐外,大小官僚也是一種基礎,市民百姓也是一種基礎。他們的改革只是他們天才的展示,是理想的曇花一現;他們用想當然的思想來變革這個沉疴的國家,不能不說是如海市蜃樓般的虛無縹緲。失敗,能不是必然的么?
他決不會有劉禹錫的沖天豪氣沒有他的誓不低頭的倔強。性格決定了他的命運,行事偏激決定了他的作為。被貶到地方,使他的理想之翼折斷,他將鋒芒斂于心中。讓自己成為一潭死水,讓過去徹底腐爛。但禁閉的心情總是被抑郁的怨氣沖垮。他像一只斗敗的公雞,也希望憑借自己的搖尾乞憐能夠獲得當政者的重新任用。在他的心里,只希望能結束流放貶謫,即使放棄改革也無所謂。
他拿起筆來,寫些為官治民之道,一則顯露一下自己的才華,二則表明自己的治國熱情。他雖在地方上,但沒有用武之地,他并不是個優秀的官僚,但卻是個優秀的文化教育者,傳播者。
他感慨于地方百姓的愚昧,希望用文化充實他們,讓他們守法,循法,尊奉禮儀,更趨向文明。但在他這個博學者面前,這些地方百姓是一群傻子。無論他如何用深入淺出的話來告誡下屬百姓,他們也只是點頭卻沒有其他的反映。一個帥才被放置到班長的位置,他能干好么?
百姓對自己的遭遇,迫害與壓抑,雖心里不滿,但都認為是合理的,是自古而然的。他痛恨自己只是個司馬,他對百姓的苦難深痛,對當地長官的“土皇帝”式的暴虐憤恨,但是他能怎樣?身為罪臣,他的發言權又在哪兒呢?他最終還是落腳到文章的書寫,希望自己的文章流傳到京城,能夠讓當政者有所了解,希望自己能借此做百姓的代言人。( 文章閱讀網: )
他認識了一位姓蔣的捕蛇者,兩人推心置腹的交談,讓柳宗元大為感慨。對人民的水深火熱之痛,他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他想到了孔子,想到了孔子的對苛政的批評:“苛政猛于虎也。”回想自己當年參與的革新運動,他深切的體味到有許多并不符合民意的舉措。他很自嘲,如果改革一直繼續,將會是怎樣呢?任何好的措施都是可行的,關鍵是官吏。如果官吏人人為己,貪 污腐 敗,再好的改革也只能成為腐 敗的溫床。
他針對蔣氏的談話,寫下了《捕蛇者說》,希望“俟夫觀人風者得焉”。但文中描繪的悲慘并不能引起當權者的重視,他們心里也只有一個不為人道的理論:一碗水難端平,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且,他們中也有些人互相議論:柳宗元不好好呆者,還在賣弄文筆,還是那么張揚,應該讓永州地方的官吏好好教訓他一下了。
永州的官吏對上級的方針政策是運用兩手的,該硬時不硬,該軟時不軟。但對上峰的密令打擊柳宗元,他們執行的不折不扣。他們開始克扣柳宗元的俸祿,不給他相應的官署,不讓他參與任何政事。永州的大小官吏的排擠壓抑,讓他變得精神恍惚,他快要瘋了,多虧了貼身仆人的努力關懷與開導,他才漸漸將郁悶藏在心里;但這也讓他得了不少病,傷害了他一向強健的體魄。他的居室陳舊而嘈雜,漏風漏雨,他無法忍受,在當地百姓的幫助下,他到染溪邊,買了一塊荒地,蓋房建舍,定居于此。
為了表示自己的憤懣,他給這兒起名字叫“愚溪”,自己自然成了“愚翁”了。遠離那幫白眼的官吏,他的心情也舒暢多了,不久,他就在溪邊的一塊巨石上刻寫了《八愚詩》,并作了《愚溪詩序》。他似乎是自輕自賤自卑,而且滿是懺悔;這當然是那幫政敵所希望的。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那些專事搞文字獄的官僚發現,柳宗元雖時時說自己“愚”,但并未批判,反而自我欣賞,而且在文末表明說:“溪雖莫利于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余雖不合于俗,亦頗以文墨自 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于是,這些官僚說:“柳宗元分明是用這種自嘲的方式來辱罵我們,并且說我們是什么俗世之人,他把自己也看的太高雅了;他是在用筆做武器指桑罵槐,攻擊我們。”
于是,他們下令,斷絕對柳宗元的文房四寶的供應,這令柳宗元大為惱火,他憤憤不平:“我寫文章管他們甚事!”他當然不會屈服,他就是買也要傾訴自己的憤懣。
他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來諷刺和說理。他憤恨政治舞臺上的那些禍國殃民的宦官,用《三戒》活畫出了他們的丑惡嘴臉。柳宗元痛恨這些宦官,正是他們把王叔文革新運動給絞殺了。他藐視那些為所欲為的權宦,他相信,只要這些政治小丑離開皇帝的庇佑,就一無所能,最終也會落得個如同麋鹿被犬狗獵殺的可悲下場。《三戒*臨江之麋》即諷刺了宦官的可笑與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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