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是個極富激情的人物。在參政議政上，他是個改革者，是個瘋狂的，堅定的革新者。不過，他又太目中無人，對改革以外的保守者他都嗤之以鼻，并且同激進的官員對不贊成改革的人物進行了無情的打擊。因而他樹敵太多，最終為自己的貶謫埋下禍根，使自己一經出京，再也沒有回到京城，客死異域。

　　他的極端行為欠缺了儒家的“溫柔敦厚”的原則，他總覺得自己的政治革新是前途遠大的，是光明的，但卻不知道，他們的改革也是冒進的，缺乏群眾基礎。任何一場改革的成功，除了得到最高層的支撐外，大小官僚也是一種基礎，市民百姓也是一種基礎。他們的改革只是他們天才的展示，是理想的曇花一現；他們用想當然的思想來變革這個沉疴的國家，不能不說是如海市蜃樓般的虛無縹緲。失敗，能不是必然的么？

　　他決不會有劉禹錫的沖天豪氣沒有他的誓不低頭的倔強。性格決定了他的命運，行事偏激決定了他的作為。被貶到地方，使他的理想之翼折斷，他將鋒芒斂于心中。讓自己成為一潭死水，讓過去徹底腐爛。但禁閉的心情總是被抑郁的怨氣沖垮。他像一只斗敗的公雞，也希望憑借自己的搖尾乞憐能夠獲得當政者的重新任用。在他的心里，只希望能結束流放貶謫，即使放棄改革也無所謂。

　　他拿起筆來，寫些為官治民之道，一則顯露一下自己的才華，二則表明自己的治國熱情。他雖在地方上，但沒有用武之地，他并不是個優秀的官僚，但卻是個優秀的文化教育者，傳播者。

　　他感慨于地方百姓的愚昧，希望用文化充實他們，讓他們守法，循法，尊奉禮儀，更趨向文明。但在他這個博學者面前，這些地方百姓是一群傻子。無論他如何用深入淺出的話來告誡下屬百姓，他們也只是點頭卻沒有其他的反映。一個帥才被放置到班長的位置，他能干好么？

　　百姓對自己的遭遇，迫害與壓抑，雖心里不滿，但都認為是合理的，是自古而然的。他痛恨自己只是個司馬，他對百姓的苦難深痛，對當地長官的“土皇帝”式的暴虐憤恨，但是他能怎樣？身為罪臣，他的發言權又在哪兒呢？他最終還是落腳到文章的書寫，希望自己的文章流傳到京城，能夠讓當政者有所了解，希望自己能借此做百姓的代言人。( 文章閱讀網： )

　　他認識了一位姓蔣的捕蛇者，兩人推心置腹的交談，讓柳宗元大為感慨。對人民的水深火熱之痛，他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他想到了孔子，想到了孔子的對苛政的批評：“苛政猛于虎也。”回想自己當年參與的革新運動，他深切的體味到有許多并不符合民意的舉措。他很自嘲，如果改革一直繼續，將會是怎樣呢？任何好的措施都是可行的，關鍵是官吏。如果官吏人人為己，貪 污腐 敗，再好的改革也只能成為腐 敗的溫床。

　　他針對蔣氏的談話，寫下了《捕蛇者說》，希望“俟夫觀人風者得焉”。但文中描繪的悲慘并不能引起當權者的重視，他們心里也只有一個不為人道的理論：一碗水難端平，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且，他們中也有些人互相議論：柳宗元不好好呆者，還在賣弄文筆，還是那么張揚，應該讓永州地方的官吏好好教訓他一下了。

　　永州的官吏對上級的方針政策是運用兩手的，該硬時不硬，該軟時不軟。但對上峰的密令打擊柳宗元，他們執行的不折不扣。他們開始克扣柳宗元的俸祿，不給他相應的官署，不讓他參與任何政事。永州的大小官吏的排擠壓抑，讓他變得精神恍惚，他快要瘋了，多虧了貼身仆人的努力關懷與開導，他才漸漸將郁悶藏在心里；但這也讓他得了不少病，傷害了他一向強健的體魄。他的居室陳舊而嘈雜，漏風漏雨，他無法忍受，在當地百姓的幫助下，他到染溪邊，買了一塊荒地，蓋房建舍，定居于此。

　　為了表示自己的憤懣，他給這兒起名字叫“愚溪”，自己自然成了“愚翁”了。遠離那幫白眼的官吏，他的心情也舒暢多了，不久，他就在溪邊的一塊巨石上刻寫了《八愚詩》，并作了《愚溪詩序》。他似乎是自輕自賤自卑，而且滿是懺悔；這當然是那幫政敵所希望的。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那些專事搞文字獄的官僚發現，柳宗元雖時時說自己“愚”，但并未批判，反而自我欣賞，而且在文末表明說：“溪雖莫利于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余雖不合于俗，亦頗以文墨自 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于是，這些官僚說：“柳宗元分明是用這種自嘲的方式來辱罵我們，并且說我們是什么俗世之人，他把自己也看的太高雅了；他是在用筆做武器指桑罵槐，攻擊我們。”

　　于是，他們下令，斷絕對柳宗元的文房四寶的供應，這令柳宗元大為惱火，他憤憤不平：“我寫文章管他們甚事！”他當然不會屈服，他就是買也要傾訴自己的憤懣。

　　他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來諷刺和說理。他憤恨政治舞臺上的那些禍國殃民的宦官，用《三戒》活畫出了他們的丑惡嘴臉。柳宗元痛恨這些宦官，正是他們把王叔文革新運動給絞殺了。他藐視那些為所欲為的權宦，他相信，只要這些政治小丑離開皇帝的庇佑，就一無所能，最終也會落得個如同麋鹿被犬狗獵殺的可悲下場。《三戒＊臨江之麋》即諷刺了宦官的可笑與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