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甲午歲，詔書盡征江湘遂客，余自武陵赴京，宿于都亭，有懷續來諸君子

　　劉禹錫

　　雷雨江湖起臥龍，

　　武陵樵客躡仙蹤。

　　十年楚水楓林下，

　　今夜初聞長樂鐘。

　　劉禹錫詩鑒賞

　　永貞革新失敗之后，劉禹錫貶往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元和甲午歲”，即唐憲宗元和九年（814），這一年的十二月，“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見《資治通鑒》卷二三九）。這首詩是劉禹錫奉召返京，宿于長安近郊的驛站中寫的。“續來諸君子”，指當時“八司馬”中仍在貶所這次被召還的柳宗元、韓曄、韓泰、陳諫。

　　“雷雨江湖起臥龍”，“雷雨”，比喻召回朝廷的詔書。本來唐憲宗在元和元年曾經下詔：“左降官韋執誼、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韓曄、凌準、程異等人，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舊唐書·憲宗紀上》）。這就等于說永遠處放，所以這一次接到召回朝廷的詔書，詩人感到簡直是一陳天外飛來的“雷雨”，它來的那么突然，而又那么勢不可擋，使得這些多年蟄居于江湖的“臥龍”都騰躍而起。人稱隱居于隆中的諸葛亮為“臥龍”，詩人用“臥龍”一詞比喻他們這些被召回的伙伴，是值得玩味的。劉禹錫雖然貶居朗州，但是“蹈道之心一，而俟時之志堅”

　　（《何卜賦》），總是期待著“故態復還，寶心再起”（《砥石賦》）。就當時的時局來看，元和九年七月淮西節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匿喪，自領軍務，蓄謀叛亂。多事之秋，正是任賢之時，所以柳宗元在歸途中是那樣興奮，那樣急于為國效力，他說：“為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淚羅遇風》）。同時，元和九年十月，專事逢迎以取悅于上的宰相李吉甫死了，韋貫之拜相，韋貫之是一個“抑浮華，先行實”的人物，所謂“執政憐其才”，也就是指象韋貫之一類的朝官，憐愛劉禹錫等人的匡時濟世之才，正是由于這些主客觀的原因，劉禹錫才能寫出“雷雨江湖起臥龍”這樣有氣勢、有信心的詩句。

　　漢置武陵郡，隋罷郡改為朗州，劉禹錫貶為朗州司馬，故謙稱“武陵樵客”；躡，追隨；仙蹤，仙郎的蹤跡，唐時尚書省官署被看作是仙人居住的地方，尚書省諸曹郎官稱為仙郎，這句話的意思是：“續來諸君子”將要在朝廷任職，我這個來自武陵之地的樵夫也要追隨于諸位之后。詩的第二句就其內容看是承上句而來，然而“武陵樵客”引出了“十年楚水楓林下”，而“躡仙蹤”又為“今夜初聞長樂鐘”伏筆，針線細密，結構嚴謹。劉禹錫從永貞元年（805）被貶，到這次奉詔返京，行至長安近郊已是元和十年（815），正好是整整十個年頭了；武陵古屬楚國，地多江湖、楓林；西漢長樂宮中有鐘室，這里的“長樂鐘”，代指唐代宮中的鐘聲；“初聞”二字值得注意，“初聞”，不是說劉禹錫生平第一次聽到這鐘聲，應該聯系第三句來理解，意思是說自己度過了“十年楚水楓林下”的放逐生涯之后，今夜又開始聽到長安宮中的鐘聲。這鐘聲是那么熟悉，卻又是那么新鮮，那么生疏，它會在詩人的心中引起什么反響呢？詩人沒有講，有人說“以復聞長樂鐘聲為幸耳”（唐汝詢《唐詩解》）；有人則以為這一句“是最傷心之處”（徐增《而庵說唐詩》），這兩種看法都有道理，也都不免失之偏頗，實際上恐怕很難用一個幸字，或者是一個傷字來概括。這鐘聲是可以使他產生“疑比莊周夢，情同蘇武歸”（柳宗元《朗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走筆酬贈》）的喜悅；也可以喚起他對“昔年意氣結群英，幾度朝回一字行”的快意生活的回憶；“若為多情尋往事，人間何處不傷神”，這鐘聲也會使他重新咀嚼“十年憔悴武陵溪，鶴病深林玉在泥”（竇鞏《送劉禹錫》）的痛苦；這鐘聲也會觸動他對那些同遭貶逐而今已經逝去的朋友的悼念；當然長安就在身邊，朝廷就在眼前，這鐘聲還會在他的心中泛起希望的綠波，..“今夜初聞長樂鐘”，既非景語，亦非情語，它言淺語直，寓情于事，只此輕輕一筆，則千種心事，萬般滋味，盡在其中。所謂“詩至入妙，有言下未嘗畢露，其情則已躍然者”，評比甚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