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出身官宦世家，祖父柳崇，世居河東(今山西)，曾為沙縣縣丞，在州郡頗有威信。

　　讀柳永

　　梁衡

　　柳永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并不大的人物。很多人不知道他，或者碰到過又很快忘了他。但是近年來這根柳絲卻緊緊地系著我，倒不是為了他的名句“楊柳岸，曉風殘月”，也不為那句“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只為他那人，他那身不由己的經歷和那歪打正著的成就，以及由此揭示的做人成事的道理。

　　柳永是福建北部崇安人，他沒有為我們留下太多的生平記載，以至于現在也不知道他確切的生卒年月。那年到閩北去，我曾想打聽一下他的家世，找一點可憑吊的實物，但一川綠風，山水寂寂，沒有一點音訊。我們現在只知道他大約在30歲時便告別家鄉，到京城求功名去了。柳永像封建時代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總是把從政作為人生的第一目標。其實這也有一定的道理，人生一世誰不想讓有限的生命發揮最大的光熱?

　　有職才能有權，才能施展抱負，改造世界，名垂后世。那時沒有像現在這樣成就多元化，可以當企業家，當作家，當歌星、球星，當富翁，要成名只有一條路——去當官。所以就出現了各種各樣在從政大路上跋涉著的而被扭曲了的人。像李白、陶淵明那樣求政不得而求山水;像蘇軾、白居易那樣政心不順而求文心;像王維那樣躲在終南山里而窺京城;像諸葛亮那樣雖說不求聞達，布衣躬耕，卻又暗暗積聚內力，一遇明主就出來建功立業。柳永是另一類的人物，他先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政治，碰了釘子后沒有像大多數文人那樣轉向山水，而是轉向市井深處，扎到市民堆里，在這里成就了他的文名，成就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他是中國封建知識分子中一個僅有的類型，一個特殊的代表。

　　柳永大約在公元10 17年，宋真宗天禧元年時到京城趕考。以自己的才華他有充分的信心金榜題名，而且幻想著有一番大作為。誰知第一次考試就沒有考上，他不在乎，輕輕一笑，填詞道：“富貴豈由人，時會高志須酬。”等了5年，第二次開科又沒有考上，這回他忍不住要發牢騷了，便寫了那首著名的《鶴沖天》：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云便，爭不恣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

　　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他說我考不上官有什么關系呢?只要我有才，也一樣被社會承認，我就是一個沒有穿官服的官。要那些虛名有什么用，還不如把它換來吃酒唱歌。這本是一個在背處發的小牢騷，但是他也沒有想一想你怎么敢用你最拿手的歌詞來發牢騷呢，他這時或許還不知道自己歌詞的分量。它那美麗的詞句和優美的音律已經征服了所有的歌迷，覆蓋了所有的官家的和民間的歌舞晚會，“凡有井水處都唱柳詞”。這使我想起“文化革命”中大書法家沈尹默先生被打成“黑幫”，被逼寫檢查。但是他寫出去的檢查大字報，總是漿糊未干就被人偷去，這檢查總是交代不了。柳永這首牢騷歌不脛而走傳到了宮里，宋仁宗一聽大為惱火，并記在心里。柳永在京城又挨了三年，參加了下一次考試，這次好不容易被通過了，但臨到皇帝圈點放榜時，宋仁宗說：“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又把他給勾掉了。這次打擊實在太大，柳永就更深地扎到市民堆里去寫他的歌詞，并且不無解嘲地說：“我是奉旨填詞。”

　　終日出入歌館妓樓，交了許多歌妓朋友，許多歌妓因他的詞而走紅。她們真誠地愛護他，給他吃，給他住，還給他發稿費。你想他一介窮書生流落京城有什么生活來源?只有賣詞為生。這種生活的壓力，生活的體味，還有皇家的冷淡，倒使他一心去從事民間創作。他是第一個到民間去的詞作家。這種扎根坊間的創作生活一直持續了17年，直到他終于在47歲那年才算通過考試，得了一個小官。歌館妓樓是什么地方啊，是提供享樂，制造消沉，拉你墮落，教你揮霍，引人輕浮，教人浪蕩的地方。任你有四海之心摩天之志，在這里也要消魂爍骨，化作一團爛泥。但是柳永沒有被化掉。他的才華在這里派上了用場。成語言：脫穎而出。錐子裝在衣袋里總要露出尖來。宋仁宗嫌柳永這把錐子不好，“啪”的一聲從皇宮大殿上扔到了市井底層，不想俗衣破袍仍然裹不住他閃亮的錐尖，這真應了柳永自己的那句話：“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寒酸的衣服裹著閃光的才華。有才還得有志，多少人進了紅粉堆里也就把才漚了糞。也許我們可以責備柳永沒有大志，同為詞人不像辛棄疾那樣：“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不像陸游那樣：“自許封侯在萬里。有誰知，鬢雖殘，心未死。”時勢不同，柳永所處的時代正當北宋開國不久，國家統一，天下太平，經濟文化正復蘇繁榮。京城汴京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新興市民階層迅速形成，都市通俗文藝相應發展，恩格斯論歐洲文藝復興時說，這是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市民文化呼喚著自己的文化巨人。這時柳永出現了，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專業的市民文學作家。市井這塊沃土堆擁著他，托舉著他，他像田禾見了水肥一樣拼命地瘋長，淋漓酣暢地發揮著自己的才華。

　　柳永于詞的貢獻，可以說如牛頓、愛因斯坦于物理學的貢獻一樣，是里程碑式的。他在形式上把過去只有幾十字的短令發展到百多字的長調。在內容上把詞從官詞解放出來，大膽引進了市民生活、市民情感、市民語言，從而開創了市民所歌唱著的自己的詞。在藝術上他發展了鋪敘手法，基本上不用比興，硬是靠敘述的白描的功夫創造出前所未有的意境。就像超聲波探測，就像電子顯微鏡掃描，你得佩服他的筆怎么能伸入到這么細微絕妙的層次。他常常只用幾個字，就是我們調動全套攝影器材也很難達到這個情景。比如這首已傳唱900年不衰的名作《八聲甘州》：

　　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是處紅衰翠減，苒苒物華休。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嘆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妝樓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恁凝愁。

　　一讀到這些句子，我就聯想到第一次置身于九寨溝山水中的感覺，那時照相根本不用選景，隨便一抬手就是一幅絕妙的山水圖。現在你對著這詞，任裁其中一句都情意無盡，美不勝收。這種功夫，古今詞壇能有幾人。

　　藝術高峰的產生和自然界的名山秀峰一樣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柳永自己也沒有想到他身后在中國文學史上會占有這樣一個重要位置。就像我們現在作為典范而臨摹的碑帖，很多就是死人墓里一塊普通的刻了主人生平的石頭，大部分連作者姓名也沒有。凡藝術成就都是陰差陽錯，各種條件交匯而成一個特殊氣候，一粒藝術的種子就在這種氣候下自然地生根發芽了。柳永不是想當名作家而到市井中去的，他是懷著極不情愿的心情從考場落第后走向瓦肆勾欄，但是他身上的文學才華與藝術天賦立即與這里喧鬧的生活氣息、優美的絲竹管弦和多情婀娜的女子發生共鳴。他在這里沒有墮落。他跳進了一個消費的陷阱，卻成了一個創造的巨人。這再次證明成事成才的辯證道理。一個人在社會這架大算盤上只是一顆珠子，他受命運的擺弄;但是在自身這架小算盤上他卻是一只撥著算珠的手。

　　才華、時間、精力、意志、學識、環境通通變成了由你支配的珠子。一個人很難選擇環境，卻可以利用環境，大約每個人都有他基本的條件，也有基本的才學，他能不能成才成事原來全在他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怎么處理。就像黃山上的迎客松，立于懸崖絕壁，沐著霜風雪雨，就漸漸干挺如鐵，葉茂如云，游人見了都要敬之仰之了。但是如果當初這一粒籽有靈，讓它自選生命的落腳地，它肯定選擇山下風和日麗的平原，只是一陣無奈的山風將它帶到這里，或者飛鳥將它銜到這里，托于高山之上寄于絕壁之縫。它哭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一陣悲泣(也許還有如柳永那樣的牢騷)之后也就把那巖石拍遍，痛下決心，既活就要活出個樣子。它拼命地吸天地之精華，探出枝葉追日，伸著根須找水，與風斗與雪斗，終于成就了自己。這時它想到多虧我留在了這里，要是生在山下將平庸一世。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創造。是攜帶著母體留下的那一點信息去與外部世界做著最大程度的重新組合，創造一個新的生命。為什么逆境能成大才，就是因為在逆境下你心里想著一個世界，上天卻偏要給你另外一個世界。兩個世界矛盾斗爭的結果你便得到了一個超乎這兩個之上的更新的更完美的世界。而順境下，時時天遂人愿，你心里沒有矛盾，沒有企盼，沒有一個另外的新世界，當然也不會去為之斗爭，為之創造，那就只有徒增馬齒，虛擲一生了。柳永是經歷了宋真宗、仁宗兩朝四次大考才中了進士的，這四次共取士916人，其中絕大多數人都順順利利地當了官，有的或許還很顯赫，但他們早已被歷史忘得干干凈凈，但柳永至今還享此殊榮。

　　嗚呼，人生在世，天地公心。人各其志，人各其才，人各其時，人各其用，無大無小，貴賤無分。只要其心不死，才得其用，時不我失，有功于民，就能名垂后世，就不算虛度生命。這就是為什么歷史記住了秦皇漢武，也同樣記住了柳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