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與李商隱詠史詩

　　中國詠史詩的創作歷史久遠，直到晚唐特殊的時代背景下，李商隱與杜牧二人將詠史詩創作推向了新的高峰。

　　我國文學史上最早的詠史詩體是由東漢的班固開創，可惜“質木無文”。此后越來越多的詩人投身于詠史詩歌的創作。中晚唐以前的詠史詩一般是對歷史人物、事件進行敘述或概括，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情志，其中含有較多作者的個人感性認識。而詠史詩發展到晚唐時期，名人名作迭出，并表現出強烈的歷史理性思考。

　　一、晚唐詠史詩的創作背景與發展

　　(一)晚唐詠史詩創作的社會背景

　　中晚唐時期君主崇尚經史、以史為鑒的思想意識，以及科舉考試強化了對歷史知識的考核的用人文化導向,形成了知識分子們探討歷史興亡、論辯古今盛衰的史論風尚[1]。另外，晚唐社會內憂外患交織，敏感的知識分子們感到國事日非，因而大量進行詠史詩的創作企圖拯救社會衰敗局勢。其選材上的廣闊與豐富、內容上的大膽與諷刺、感情上的哀怨與敏感等，將詠史詩的創作視界帶入到一個全新的領域。

　　(二)詠史詩體裁流變

　　唐代詠史詩體裁可謂眾體皆備，但中晚唐以前的詠史詩多為古體，律詩與絕句是少之又少。中唐以后以劉禹錫為代表的詩人越來越多地創作七絕、七律詠史懷古詩。直到晚唐，杜牧成為第一個大量采用七絕形式寫作詠史詩者。此后，七絕便成為人們詠史時常用的體裁。李商隱也是當時詠史詩之大家，詠史之作多達六十多首，而且各體俱有佳作，更以七言律絕的成就突出。杜牧與李商隱是眾多的詠史詩人的優秀代表,在詠史詩的發展長河中有著至關重要的地位。

　　二、生平背景與創作心理

　　李商隱，字義山，號玉溪生或樊南生，河南人，自幼處境微寒，生活艱難。李商隱一生都被卷入牛李黨爭難以自拔，跟隨雙方的政治浮沉而遭受牽連。他的悲劇遭遇，從根本上來說是唐后期整個社會上的種種積弊現實所造成的。

　　杜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出身于世家大族，后家道中落。由于其性情耿介，一生仕途不很得意，使得杜牧對社會現實有著超于常人的較為清醒的認識，從而在其詩中得到了較為客觀全面的反映。杜牧繼承了他祖父杜佑經世致用的傳統，入仕之前便關注歷代興衰得失，好論政談兵[2]。二十三歲時他就寫下了著名的《阿房宮賦》，以諷刺敬宗的耽于聲色游樂。這些都為他后來的詠史詩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杜牧、李商隱都處在唐朝社會黑暗及內憂外患的時代，都渴望力挽狂瀾。兩人寫詩時的個人心態是不同的。李商隱在歷經了無數人生道路的崎嶇后，已朦朧感覺唐王朝中興無望，又發覺自己缺乏挽救時局的力量與信心，于是悲觀情緒漸濃，思想上產生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樂游原》)的危機感和幻滅感。他內心的苦悶和悲憤都反映出一種江河日下、黃昏漸近的時代氣氛。黑暗的現實與他急切想挽救現實的愿望尖銳地沖撞，他只能把自己對現實地深刻理解，完全融入在歷史事件的抒寫之中。

　　杜牧的心態與李商隱則迥然有別。杜牧一生有著“愿補舜衣裳”的雄心壯志，相信只要自己的政治能力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就會在挽救大唐的危機命運中大有作為。杜牧的“天才的自信”，在很多詠史詩中都得到充分的表現。現實殘酷，報國無門，杜牧缺少一個讓他發揮才能的平臺，因此他才好作翻案詠史之作。在《赤壁》、《題烏江亭》這兩首詩中，他譏笑周瑜憑借運氣在赤壁取勝，譏笑項羽不能忍辱負重，缺乏百折不撓的精神。他在翻歷史陳案時突出強調個人的作用就能充分體現對自己政治才能的自信。

　　三、“諷”與“鑒”的創作目的

　　哲學是抽象地思考著世界，詩則是具體地表著著世界――目的都是為了能夠改造世界。李商隱和杜牧詠史詩都懷著高度的創作意識以期救國難于水火。

　　因生世的曲折與理想的不得志使李商隱對社會有更冷峻與清晰的認識。他的詠史詩多為“借古諷今”。諷刺產生于詩人對他所生活的世界看出了致命的矛盾，是人類的理性向它的破壞者的一種反擊[3]。諷是其目的，也是其創作手段。而他還不是委婉的諷刺，而是直接行事，多為指事切近，大膽揭露，“敢言人之所不敢言”。如《龍池》有關唐、楊的故事早在白居易的《長恨歌》中就寫過，但是被有意作了掩飾和修改，借以歌詠二人生死不渝的愛情。李商隱卻旨在揭露玄宗霸占兒媳的淫穢丑行，據實直錄，毫不掩飾，雖無一惡字，卻無一字不貶。李商隱在《華清宮》用了明顯的反諷手法發難于當朝皇帝唐玄宗，使語調更加尖刻冷峻。以致紀昀曾用“尖酸刻薄”來形容其詩，很多人也認為“大傷詩教”。 其實他是順應自己的強烈情感，沒有遵循自古以來就奉行的“怨而不怒”的傳統標準而已。

　　杜牧的詠史詩大多是就史而論史，有感于晚唐頹勢，較為籠統地抒發興亡之感，雖然其詩不乏諷刺意味，但其中“鑒”的作用更為明顯，以期達到警誡作用。如《泊秦淮》一詩嘆商女唱曲，世風日下，曲折影射了他所處的晚唐統治階級醉生夢死的沒落現實，以警醒眾人不要沉溺于聲色而重蹈亡國覆轍。詩人在《江南春絕句》中憑吊南朝覆滅時的寺廟，對其來歷稍作點撥，使人既縱向想象當年這些佛寺建造的歷史，又能橫向聯想唐王朝過分崇佛致國力衰退的后果，含蘊地揭露當時崇佛修寺的情景。無論側重于“諷”還是側重于“鑒”，他們都以嘆古懷昔的舊形式，反映了現實社會，及難以排遣的興廢之感，擴大了詠史詩表現的容量，增強了詠史詩的現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