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如煙海的中國詩歌中，李商隱與郭沫若的詩歌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兩位詩人作品中神獸形象的相同之處

　　李商隱(約813年―約858年)，生活在唐朝氣數將盡的晚唐時代。郭沫若(1892年―1978年)，生活在新舊文化激烈碰撞的民國。雙方的年代雖相差千年，卻皆是亂世。在李商隱現今存世的詩歌中，較為明顯地出現神獸形象的約有數十首，而郭沫若的兩大代表作則都以神獸為名：即《天狗》和《鳳凰涅》。相似的時代背景使他們詩作中的神獸形象與風格有了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一)靈動活潑 相助人類

　　知名文學家茅盾先生對神話的定義是：“一種流行于上古民間的故事，所敘述者，是超乎于人類能力以上的神們的行事。”神話區別于其他文學形式的特點就是在幻境中得以夢想成真的浪漫主義色彩。所以在古今中外的各方神話中，神獸作為人類幻想的產物，不僅能飛天遁地、扭轉乾坤，而且大多心地善良，愿意幫助人類。在李商隱和郭沫若的詩歌中便有一部分神獸形象遵循了這個規律。如李商隱《無題》中的名句：“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詩句中的“彩鳳”便是上古神獸鳳凰，“靈犀”則指中國古代的神獸“通天犀”。白居易的詩作《馴犀》中描述其為：“馴犀馴犀通天犀，軀貌駭人角駭雞。”《山海經・海內南經》有“兕在舜葬東，湘水南。其狀如牛，蒼黑，一角”[3]的描寫。傳說靈犀角中的白線可貫通兩頭，感知靈異。有靈犀這般神獸相助，有情人便可心意相通。詩句對仗工整，將有情人之間的相思不得之苦，相知默契之喜描寫得十分生動。有趣的是這句詩也被后世著名的武俠作家古龍用以描繪其筆下游俠陸小鳳這第一流神仙人物的武功。這“身無”的彩鳳，“心有”的靈犀，盡顯浪漫優美之感。

　　另一方面，郭沫若的作品多為現代詩，其中的神獸形象也秉承了他本身浪漫的風格。如在《天上的街市》中的詩句：“那隔著河的牛郎織女，定能夠騎著牛兒來往。”中國民間傳說中這頭老黃牛一直陪伴著牛郎，它是能口吐人言并且預知未來的神奇動物，也正是它幫助牛郎找到了美麗的織女。有趣的是神話傳說中大多認為這對有情人銀河相約時的媒介是鵲橋，但在郭沫若的筆下沒有鵲橋，他們是騎著牛渡河來往的。這頭神牛再次成為了幫助有情人成為眷屬的神獸，無數的燈火和漫天的星星則是美好事物的象征，郭沫若用他瑰麗的想象再造了一個新奇浪漫的小宇宙。原本天各一方的苦戀變得愉悅美好起來，這首詩本身就像一個優美浪漫的神話。

　　(二)自陳氣節 人格高潔

　　李商隱與郭沫若皆身處亂世，但二人都在這世道無常中保持了自身該有的操守。李商隱便是通過詩中的神獸形象自傷詠嘆或是表達自身氣節。有評論認為：“以詠物寄寓自身情懷，憑借自身敏銳觀察力，體物入微，先得其神理，將自身感受融入，物我一體。”[4]如《安定城樓》中第四聯：“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雛竟未休。”這本是莊周用以嘲諷小人惠施的一個寓言故事。為鳳凰一類的神鳥，從南飛至北，非梧桐不棲，非甘泉不飲，品性高潔，對啃食腐鼠的貓頭鷹更是不屑一顧。李商隱正是以這一神獸自比，小人如貓頭鷹一般汲汲于名利，但他如一般從未將這腐鼠般的世間俗物放入眼里。

　　而在郭沫若的詩歌中鳳凰這一神獸同樣成了自由與氣節的代表。鳳凰在中國文化中本就是一個正面形象，品性高潔。《莊子・秋水》中便有對鳳凰“非晨露不飲，非嫩竹不食，非千年梧桐不棲”的描述。在《鳳凰涅》中有一句：“宇宙啊，宇宙，我要努力地把你詛咒，翱翔!翱翔!歡唱!歡唱!”對此有人這樣評價：“郭沫若的詩歌《鳳凰涅》引用鳳凰自焚重生的故事表達與舊世界決裂的宏偉氣魄，毀滅舊我，再造新生的痛苦與快樂正視五四運動的精神寫照。”[可見，郭沫若同樣是借助了鳳凰，表達自身與舊世界徹底決裂，追求新的自由與幸福，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決心。

　　(三)直擊社會 反思現實

　　亂世出英雄，正是因為英雄成功地將社會從混亂中解救出來。李商隱與郭沫若皆是文人，無法成為救世主，但在他們的詩歌中，社會的黑暗卻表現得無比真實。如李商隱的《瑤池》詩云：“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據《穆天子傳》記載，八駿是穆王駕乘的八匹神馬，可日行萬里。但即使有八駿這般神獸，穆王依舊沒有來，因為他已駕鶴西歸。人終究跳不出生老病死的輪回，縱使求仙問道也是枉然。李商隱頭腦清醒，明白迷信求仙無益，受西王母眷顧的穆王都無法永生，遑論凡夫俗子?李商隱借助八駿神獸和穆王求仙的傳說，譏諷晚唐皇帝迷信長生不老的做法，也反映了民間求仙虛妄之風盛行的荒謬現實。

　　若論直擊社會，郭沫若也是才氣斐然。在《女神之再生》中，他寫道：“天狼已在暗悲哀，海水中早聽著喪鐘在響”。天狼可理解為天空中的天狼星宿，《晉書・天文志》云：“狼一星在東井南，為野將，主侵掠。”但筆者認為它是郭沫若臆想中哀哀悲鳴的神獸，《山海經・大荒西經》中記載：“有赤犬，名曰天犬。”[6]后演變為天狼星宿。天狼的哀鳴與那海水中的喪鐘遙相呼應，表現舊社會的黑暗與冰冷。種種舊事物敲響喪鐘，氣數已盡，表現當時社會的腐朽，亟待拯救得以新生。可見兩位詩人的詩歌中都借神獸直擊社會，抨擊種種丑惡現象，發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