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歌經過盛唐和中唐充分開拓后已難乎為繼，晚唐一般詩人的作品創造性不大，題材、境界較為狹小。但也有一二例外，這便是李商隱和杜牧的詩歌創作。尤其是李商隱，他在中唐已經開始上升的愛情與綺艷題材、在向心靈世界深入等方面，把詩歌的藝術表現力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卓然成為大家。

第一節 李商隱的生平與詩歌內容

　　李商隱的人生遭遇及其靈心善感的氣質 李商隱的思想 詩歌內容── 晚唐時代生活與時代心理的寫照

　　李商隱（８１２～８５８），字義山，號玉溪生，又號樊南生。原籍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縣），從祖父起，遷居鄭州（今屬河南鄭州市）。父親李嗣曾任獲嘉（今河南獲嘉縣）縣令。商隱三歲時，父親受聘為浙東（后轉浙西）觀察使幕僚。他隨父由獲嘉至江浙度過童年時代。李家從商隱曾祖父起，父系中一連幾代都過早病故。商隱十歲，父親卒于幕府。孤兒寡母扶喪北回鄭州，“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祭裴氏姊文》），雖在故鄉，卻情同外來的逃荒者。或者正是由于家世的孤苦不幸，加之瘦贏文弱，形成他易于感傷的性格，但同時也促使他謀求通過科舉，振興家道。在“懸頭苦學”中獲得高度的文化藝術修養，鍛煉了他堅韌執著的追求精神。

　　文宗大和三年（８２９），李商隱謁令狐楚，受到賞識。令狐楚將他聘入幕府，親自指點，教寫今體文。楚子令狐綯又在開成二年（８３７）幫助他中進士。但就在這一年底，令狐楚病逝。李商隱于次年春入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幕。王茂元愛商隱之才，將最小的女兒嫁給他。當時朋黨斗爭激烈，令狐父子為牛黨要員，王茂元被視為親近李黨的武人。李商隱轉依王茂元，在牛黨眼里是“背恩”的行為，從此為令狐綯所不滿。黨人的成見，加以李商隱個性孤介，他一直沉淪下僚，在朝廷僅任九品的秘書省校書郎、正字，和閑冷的六品太學博士。為時都很短。從大和三年踏入仕途，到大中十二年去世，３０年中有２０年輾轉于各處幕府。東到兗州，北到涇州，南到桂林，西到梓州，遠離家室，飄泊異地。他最后一次赴梓州作長達五年的幕職之前，妻子王氏又不幸病故，子女寄居長安，更加重了精神痛苦。時世、家世、身世，從各方面促成了李商隱易于感傷的、內向型的性格與心態。他所秉賦的才情，他的悲劇性和內向型的性格，使他靈心善感，而且感情異常豐富細膩。國事家事、春去秋來、人情世態，以及與朋友、與異性的交往，均能引發他豐富的感情活動。“庾信生多感，楊朱死有情”（《送千牛李將軍》），“多感”、“有情”，及其所帶有的悲劇色彩，在他的創作中表現得十分突出。

　　李商隱童年時代受業于一位精通五經、恪守儒家忠孝之道的堂叔，十五六歲時曾在玉陽山學道。晚年，“喪失家道，郁郁不樂”，藉佛理解脫煩惱，思想中儒佛道的成分兼而有之。他有“匡國”用世之心，也有過“愿打鐘掃地，為清涼山行者”的出世念頭。他重視自身的價值與創造，《上崔華州書》云：

　　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耶？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是以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揮筆為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

　　他反對機械復古，認為道并非周、孔所獨能，自己和周、孔都體現著道。為文不必援經據典，不必忌諱，應揮筆獨創，不甘居古人之下。從這種頗具鋒芒的議論中，可見其思想的自主與自信。

　　李商隱是關心現實和國家命運的詩人，他的各類政治詩不下百首，在其現存的約六百首詩中，占了六分之一，比重相當高。著名的長詩《行次西郊作一百韻》，一開頭就展示了京西郊區“農具棄道旁，饑牛死空墩。依依過村落，十室無一存” 的荒涼殘破景象。接著，借村民口訴，展示社會癥結。長詩體勢磅礴，既有唐王朝衰落歷史過程的縱向追溯，亦有各種社會危機的橫向解剖，構成長達百馀年的社會歷史畫面。藩鎮的割據叛亂，宦室的專權殘暴，統治集團的驕奢淫逸，賦稅的苛重，人民生活的窮困，治安的混亂，財政的危機，邊防力量的削弱，等等，都在長詩中不同程度地得到揭示，而這些方面，李商隱在其它一些詩中也一再予以關注。

　　文宗大和九年（８３５）冬，甘露事變發生，李商隱于次年寫了《有感二首》、《重有感》、《曲江》等詩，抨擊宦官篡權亂政，濫殺無辜，表現了對唐王朝命運的憂慮。當時懾于宦官的氣焰，包括白居易、杜牧等詩人在內，還沒有誰能像李商隱這樣寫出有膽識的作品。李商隱的朋友劉蕡，因反對宦官而被貶死。他在酬贈、哭吊劉蕡詩中，反復為劉蕡鳴不平：“上帝深宮閉九閽，巫咸不下問銜冤。黃陵別后春濤隔，湓浦書來秋雨翻。……”（《哭劉蕡》）把劉蕡受冤貶死的遭遇，放在宦官肆虐、皇帝昏憒的政治環境下加以描寫，同時把比興象征手法引入這種政治性很強的題材。

　　李商隱反對藩鎮破壞國家統一。一方面他贊成朝廷對藩鎮用兵，歌頌在平叛中立功的將相；另一方面，對于朝廷存在的問題，他也尖銳批評。如針對伐叛中暴露的軍政的腐朽現象，追究根源，認為關鍵在于宰輔不得其人。將反對藩鎮割據和批判朝政結合起來，在思想深度上超出以前的同類作品。

　　李商隱的詠史詩歷來受到推重，而內容則多針對封建統治者的淫奢昏愚進行諷慨。如《隋宮》：紫泉宮殿鎖煙霞，欲取蕪城作帝家。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于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后主，豈宜重問《后庭花》？

　　寫隋煬帝的逸游和荒淫，從已然推想到未然，從生前預擬死后，在含蓄微婉的抒情中，寓深刻的思致，尖銳的諷刺。

　　唐代后期，許多皇帝不重求賢重求仙，希企長生。李商隱一再予以冷嘲熱諷。《賈生》：“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借賈誼宣室夜召一事，加以發揮，發泄了對于皇帝不識賢任能的不滿。《瑤池》：“瑤池阿母綺窗開，黃竹歌聲動地哀。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在傳說的基礎上虛構出西王母盼不到周穆王重來的場景，含意深長地說明了求仙無益，神仙也不能使遇仙者免于死亡。

　　安史亂后，唐王朝由極盛走向衰敗，李商隱對玄宗的失政特別感到痛心，諷刺也特別尖銳。如《馬嵬》：

　　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聞虎旅傳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

　　詩中每一聯都包含鮮明的對照，再輔以虛字的抑揚，在冷諷的同時，寓有深沉的感慨。他的《龍池》詩更為尖銳地揭露玄宗霸占兒媳的丑行，連本朝皇帝也不留情面，不稍諱飾。

　　除政治詩外，李商隱詩集中的其它篇章，多半屬于吟詠懷抱、感慨身世之作。其中一部分詩篇表現了他的用世精神。如“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 （《安定城樓》），希望有一番扭轉乾坤的大事業，然后歸隱江湖。“賈生游刃極，作賦又論兵”（《城上》），借歷史人物喻自己的才能抱負和追求。但無論怎樣執著，生逢末世，現實總是不斷讓他感到抱負成虛。他在詩中抒寫得更多的是人生感慨。“中路因循我所長，古來才命兩相妨”（《有感》），寫懷才不遇、命薄運厄之慨。“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鶯啼如有淚，為濕最高花”（《天涯》），傷春殘日暮，與傷自身老大沉淪融成一體。這類詩傷感中帶著時代黯淡沒落的投影。

　　李商隱是唐代詠物詩大家，他的詠物詩大多托物寓慨，表現詩人的境遇命運、人生體驗和精神意緒。如：“流鶯漂蕩復參差，度陌臨流不自持。巧囀豈能無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風朝露夜陰晴里，萬戶千門開閉時。曾苦傷春不忍聽，鳳城何處有花枝？”（《流鶯》）流鶯漂蕩流轉，在長安無所依托，象征詩人飄零無依的身世。它的巧囀，雖蘊含著內心的愿望，但未必有美好的期遇。《流鶯》慨嘆不遇，還比較含蓄，《蟬》詩則出語憤激：“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 這類詩對于周圍環境和自身的描寫，可以說傳達了中晚唐士人的普遍感受。

　　李商隱抒情之作中，最為杰出的是以無題為中心的愛情詩。這些詩在李詩中不占多數，卻是李商隱詩獨特的藝術風貌的代表。我國古代不少愛情詩的作者，往往以一種玩賞的態度來對待女子及其愛情生活。李商隱的愛情觀和女性觀是比較進步的，他以一種平等的態度，從一種純情的而不是色的角度來寫愛情、寫女性。他曾在《別令狐綯拾遺書》中對女子被深閉幽閨缺乏婚姻自主權，寄以極大的同情。他的愛情詩，情摯意真，深厚纏綿。如《無題》：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曉鏡但愁云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一開頭就說盡了離情別恨。頷聯春蠶蠟炬，到死成灰。比喻中寓象征，至情至性，已經超越愛情而具有執著人生的永恒意義。頸聯于細意體貼關注中見兩心眷眷，兩情依依。末聯是近乎無望中的希望，更見情之深摯。他把愛情純化、升華得如此明凈而又纏綿悱惻，在古代詩歌中是罕見的，千百年來膾炙人口，不為無因。李商隱還寫了“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嫁”（《無題》），那種被“貯之幽房密寢”，無權過問自己婚事的懷春女子；寫了“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無題二首》其一），那種顯然難得結合，卻已經目成心許的愛情；寫了那種終生難忘而又無法排遣、不易言說的戀情。這些描寫，都或多或少有悖于封建禮教對于女性和愛情的態度。

　　李商隱以他的詩，表現了美好的理想、情操，表現了人性中純正、高尚的一面；同時，也曲折地顯現了他那個時代政治環境氣氛與士人的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