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的比喻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生動形象，豐富多彩。下面是課文的整體解讀。

　　《離騷》是屈原自敘平生的長篇抒情詩。

　　它的名稱有雙重涵義：從音樂方面來說，《離騷》，可能是楚國普遍流行的一種歌曲的名稱。從內容的題旨，司馬遷解釋為“離憂”，意思尚不夠明白;班固進而釋“離”為“罹”，以“離騷”為“遭憂作辭”;王逸則說：“離，別也;騷，愁也。”把“離騷”釋為離別的憂愁。其實，以我個人觀點來看，“離騷”就是“離優”，人在遭遇憂愁的時候，怎不呼叫上天和父母，以抒發自己的怨憤呢!

　　這首詩也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詩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余字，是中國古代最為宏偉的抒情詩篇。其寫作年代，或以為在懷王晚年，屈原第一次遭放逐以后;或以為在頃襄王時期，屈原第二次被放逐以后。

　　盡管對《離騷》的寫作年代和題旨有不同說法，但仍可這樣明確地概括：這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受嚴重挫折以后，面臨個人的厄運與國家的厄運，對于過去和未來的思考，是一個崇高而痛苦的靈魂的自傳。

　　《離騷》所表現的思想內容是極其豐富的。

　　關于它的層次，我把它分成前后兩大部分。從開頭到“豈余心之可懲”為前半篇(既課文所截取的)，側重于對以往經歷的回顧，多描述現實的情況;后半篇則著重表現對未來道路的探索，并主要通過幻想方式。

　　在前半篇中，由三方面的人物，即屈原自我、“靈修”(即楚王)和一群“黨人”，構成激烈的矛盾沖突。從第一句“帝高陽之苗裔兮”開始，屈原使用大量筆墨，從多方面描述自我的美好而崇高的人格。他自豪地說明他是楚王同姓之臣，既指出自己有高貴的身份，又表示自己對楚國的興亡有義不容辭的責任。他記敘自己降生在一個祥瑞的時辰(寅年寅月寅日)，被卦兆賜命以美好的名字，又強調自己稟賦卓異不凡。在此基礎上，詩人進一步敘述自己及時修身，培養高尚的品德、鍛煉出眾的才干，迫切地希望獻身君國，令楚國振興，使楚王成為“三后”和“堯舜”一樣的圣明君主。總之，他自我的形象，代表著美好和正義的一方，相信他的理想和主張，能夠把楚國引向康莊大道。

　　“黨人”即結黨營私的小人，“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他們只顧茍且偷安，使得楚國的前景變得危險而狹隘。而且，他們不但“競進以貪婪，憑不厭乎求索”，還“內恕己以量人，各興心而嫉妒”，認為詩人受到重用阻擋了他們的道路。于是謠諑紛起，“謂余以善淫”，誣蔑詩人是淫邪小人。

　　那么，掌握最高權力、因而能夠決定上述雙方的成敗并由此決定楚國命運的楚王，又如何呢?他卻是昏庸糊涂的。由于楚王是楚國的象征，詩人對他抱有絕對的忠誠?“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他也一度信任和重用詩人，最終卻受了“黨人”的蒙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斎怒。”進而背棄了與詩人的“成言”，“悔遁而有他”，由此導致了詩人的失敗。

　　屈原因此受到沉重的打擊，他處在完全孤立的境地。但這卻進一步激起了詩人的高傲和自信。他反復地用各種象征手段表現自己高潔的品德：飲木蘭之露，餐秋菊之英;戴岌岌之高冠，佩陸離之長劍;又身披種種香花與香草。同時，詩人堅定地、再三地表示：他決不放棄自己的理想而妥協從俗，寧死也不肯絲毫改變自己的人格：“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雖然，屈原在理智上是堅定而明確的，但這并不說明他在感情上不存在迷惘和痛苦。《離騷》后半篇借助神話材料，以幻想形式展示了他的內心深處的活動，和對未來前途的探索。一開始，詩人假設一位“女嬃”對他勸誠，認為他的“婞直”不合時宜。這也是詩人內心的一種想法。但緊接著，通過向傳說中的古帝重華(舜)陳辭、表述治國之道的情節，否定了女嬃的批評。而后他又在想象中驅使眾神，上下求索。同時，他發現自己根本無法離開故土。

　　既不能改變自己，又不能改變楚國，而且不可能離開楚國，那么，除了以身殉自己的理想，以死完成自己的人格，就別無選擇。全詩總結性“亂辭”這樣寫道：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